降明的原塔滩蒙古旧部与其他附明的蒙古将领纷纷请求率兵出边征讨，以立战功。史载：“都督佥事吴允诚之子吴答兰、柴秉诚之子柴别力哥等自陈：戴朝廷重恩，久居边境，愿率精骑巡逻漠北，以展报效。从之。仍命总兵官都督何福更选其所部壮勇者，以汉军相兼，以都指挥、指挥有智力者，率与俱往。既而都指挥柴苦帖木儿、马朵儿只，指挥柴铁柱，千户梁答哈，百户吴汝真［《校勘记》广本真作直］卜等亦有是请。命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选宁夏右卫旧鞑官壮勇者二百人与俱。令都指挥柴苦帖木儿、马朵儿只、柴铁柱总之，俱给鞍马、兵器、糗粮。时鬼力赤为众所戕，北虏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溃者，故吴答兰等请出塞自效。”《明太宗实录》卷八六，永乐六年十二月，第1142~1143页。永乐七年正月“戊午，命［《校勘记》广本抱本命下有居字］凉州都督佥事吴允诚等率骑士会都指挥刘广等往亦集乃觇虏情实。勑甘肃总兵官何福、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等出兵为吴答兰声援。时虏人多来归者言：本雅失里新立，众情不附故也。”《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正月，第1154~1155页。《校勘记》：广本抱本命下有居字。据以上史料所引可知，在东起塔滩山，向西沿贺兰山后直至亦集乃一带，明军分路出击，并有所斩获。《明太宗实录》卷八八，永乐七年二月“戊戌，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言：都指挥柴苦木帖木儿［《校勘记》：库本苦木作苦朮，疑是也］於塔滩山后获虏寇十一人及其马驼。上命懋厚赉之”（第1174页）。《明太宗实录》卷八九，永乐七年三月“都督佥事吴允诚送至所获鞑靼完者帖木儿、哈剌吉歹等二十二人。完者帖木儿等俱言虏中立本雅失里为可汗及言虏中人情甚悉，赐袭［《校勘记》：抱本库本袭下有衣字］钞币”（第1182~1183页）。塔滩蒙古将领的表现赢得了朱棣的赏识，遂大加封赏，“以都督佥事吴允诚获完者帖木儿等之功，赐勑嘉奖，升为右军都督府［《校勘记》广本抱本库本府下有都督二字，是也］同知，赐白金百两、钞六千贯、文绮十五表里、金织绮衣四袭、米百石、牛五十头、羊二百羫。都指挥柴苦木［《校勘记》抱本库本木作术；广本抱本库本帖下有木字，是也］帖木儿、允诚子答答兰［《校勘记》旧校改作答兰］等赐赉有差。仍命征虏前将军左都督何福宴劳之”《明太宗实录》卷九〇，永乐七年四月，第1185页。
吴允诚（把都帖木儿）父子和其他塔滩将领多次追随朱棣北征，留居凉州的吴氏家人又积极配合明朝甘肃守将平定河西叛乱。它们成为永乐帝倚重的重要将领，完全取得了明朝的信任。
三、永乐朝之后的原塔滩蒙古后裔
1.永乐朝之后的塔滩蒙古人
永乐朝以后的塔滩地区极少见诸明代史籍记载，惟《明英宗实录》提到正统元年（1436），原把都帖木儿（吴允诚）所部的最后一支蒙古人归降了明朝。同年六月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车上奏“今长脱脱（帖）木儿者，永乐初随其部长把都帖木儿来归，未几叛去，迨今几三十年，又复来归”《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元年六月，第0362页。，要求将其分处于江南卫所安置。兵部尚书王骥等认为“永乐间来降达官柴永正等俱在真定府居住，乞如其例，遣官送至河间、德州等处，命所在有司拨房屋、给器用、授田地，俾其耕牧生息，诚为便利”同上，第0363页。我们知道，吴允诚降明事在永乐三年，明廷当时将其所部就近安置于凉州等处的西北边卫从军居住。此后有一部分降众在河西叛乱，企图挟裹吴允诚家族成员不果。另有部分塔滩降人曾经叛归塔滩，遭明军追剿。长脱脱帖木儿应是在此时逃回塔滩的那部分人。从永乐三年到正统元年有30年，叛逃事在永乐九年，距长脱脱帖木儿再度归降明朝有25年，正合柴车所言。
仅从永乐朝早期记载看，塔滩蒙古人似乎一直居于西北地区，实则不然。永乐十七年（1419）四月“居凉州卫指挥吴管者自陈愿在京随侍，且举都指挥保住等十四人，从之。勅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遣送其家属赴北京居住”《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一，永乐十七年四月，第2134页。管者为把都帖木儿次子。另，把都帖木儿三子吴克勤之后也于锦衣卫带俸世袭。这说明从永乐时起已有部分塔滩蒙古被迁往北京。正统初年的长脱脱帖木儿也留居北京。但其属部则被编入河间、德州等地的军卫充军，《德州卫选簿》残本中的一些蒙古世袭武官应是这次归降安置的结果。《钦升簿》载，“正统元年闰六月，迤西来降达子除指挥佥事、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注河间等卫带俸安插，德州卫试所镇抚六员内一员：鬼力赤”《德州卫选簿》，《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68册，第164页。又载“正统元年迤西来降达子，注卫安插项下，德州卫试百户一员：虎林必失”同上，第185页。考长脱脱帖木儿来降时，所率余众300余人《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元年六月己酉，第0358页。，同年闰六月“戊寅，迤北来归长脱脱帖木儿、满哥不花、撒力帖木儿等六十人，沙州等卫千户阿儿台等二十人奏愿居京自效。命长脱脱帖木儿等三人为指挥佥［《校勘记》抱本佥下有事字，是也］、察罕奴及苦先哥等八人为副千户、把都麻儿加等七十三人为百户及所镇抚”《明英宗实录》卷一九，正统元年闰六月，第0373~0374页。《校勘记》抱本佥下有事字，是也。长脱脱帖木儿所部受封武职者有60人，部众300余人，那么这最后一次的塔滩降人无疑被全数于河间、德州诸卫带俸，而在北京居住，与《德州卫选簿》所载相吻合。
附明塔滩蒙古后裔除把都帖木儿等少数家族外，其他人的情况难以确知。目前根据残存明代武职选簿等档案文献略可钩稽出一些塔滩降人后裔在明朝军队中承袭军职的内容。
附表反映出塔滩蒙古人相对集中于保定诸卫带俸与王骥所言永乐间柴永正等人居真定府、长脱脱木儿部内迁真定府左近有关。所以在考虑到选簿史料的局限性据隆庆四年《兵部为清查功次选簿以俾军政事》所述，当时清理选簿涉及军卫有78个，但是绝大多数选簿中没有塔滩蒙古武官，所以并不影响塔滩武官集中于部分军卫的判断。后，基本可以肯定塔滩蒙古后裔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北京近南地区。这些蒙古将领及其后裔都是世袭军户，除第一、二代人外，均从汉姓，用汉名，带有民族融合倾向。在选簿中，我们看到各家族的承袭一直持续到明末崇祯年间，连绵不绝。虽然世袭制是明代通行的武官特权保障制度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但是，明朝针对少数民族武官还是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优遇规定，比如特例允许获罪武官后裔袭职、不参加大选比试直接任职的所谓“达官不比例”等，与普通汉族武官还是有明显不同之处。当然塔滩蒙古武官的长期世袭除了明朝自身制度方面的因素外，也是其尚武善战遗风和对明朝的忠诚受到朝廷青睐的结果。可以说，塔滩蒙古附明集团是明朝早期归附后与内地政治、军事、民族环境结合最为顺利的例证，也是附明蒙古人在明朝活动的一个缩影。
由此推知塔滩蒙古下层军官和基本部众必然走上了与其上层军事贵族集团相同的融合道路，他们必然在明朝军事体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遗憾的是困于史料无法再做更加全面细致的描述和讨论了。
2.明朝的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家族后裔
把都帖木儿家族在明朝活动的内容记载较为丰富，从《明史》的表、传以及《明实录》中都系统地反映出他们世代在明朝政治军事历史中的作为。吴允诚本人多次出边征讨（如永乐六年远征卜哈思之地，九年追剿脱火赤，十二年再次从征漠北等）。允诚诸子中，长子吴答兰（后改名吴克忠）、次子吴管者也与其父一样多次参与北征，父子们积战功累升至伯、侯爵。正统九年，吴克忠曾征讨兀良哈。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吴克忠与弟吴克勤均力战而死。克忠子吴瑾被瓦剌俘获后，又伺机逃归，袭恭顺侯。天顺五年曹钦之变，吴瑾复战死。参见《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传》。吴允诚二子一孙为明朝死难，明人称“永乐中，番将吴允诚来归，居凉州，累功封恭顺伯。长子克忠进封侯，孙瑾嗣侯。克忠、瑾俱以殉节开公号，赐美谥。次子管者以都督累功封伯，少子克勤复以都督同克忠殉节，封伯赐谥，虽日磾之盛，不得专于前矣”［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皇明盛事述三·番将子孙兄弟勋烈》，第41页。
不唯如此，明朝对吴允诚家族的信任和倚重超过了大多数蒙古将领。史称“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掌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竟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天顺初，以恭顺侯吴瑾掌右军都督府，瑾故恭顺伯允诚即把都帖木儿孙也。广义伯吴琮镇宁夏，琮亦把都帖木儿孙也”同上卷九《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第167页。正因为吴氏一门的忠烈表现，始终得到了明朝君主的高度信任。明朝中后期，吴世兴掌管三千营；吴继爵在京掌管京营，在外镇守两广、南京；吴汝荫领亲军上直，甚至崇祯末年竟为明朝殉难，与明朝相始终。《明史》卷一百六《功臣世表三》，第3175~3176页。
综上所述，塔滩地处后套平原和阴山西段，历史上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在漠南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元末明初，这里又成为部分蒙古集团避兵自保的活动场所。随着明朝边疆经略的逐步加强，塔滩地区驻牧的蒙古人逐次归附明朝，这一过程自洪武朝延续至正统初年，达半个世纪。塔滩蒙古集团并不是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特殊集团，而是由漠北不断分离南下和更替的一部分蒙古人。塔滩蒙古在明与北元（蒙古）碰撞的夹缝中，响应了明朝的政治安抚，入明归附成为其最终的归宿。就规模而言，塔滩蒙古附明虽然无法与纳哈出降明相提并论，但是其时间跨度之长，与明朝政治军事体制结合之和洽，却不能不说非常少见。
明政府在招抚塔滩蒙古人时能够排除过激处置方式的杂音，保持了长时间的耐心，执行了一贯的政策，以恩宠优养之例善待之，给予充分的信任，遂使双方关系呈现良性互动发展。塔滩蒙古人入明之后，递经从塔滩到甘、宁西北边区，再到北京及其近畿的多次变化，是明代京畿附近地区聚居蒙古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逐步融入内地社会，最终成为明朝军事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柳素平《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笔者通过塔滩蒙古的个案分析，对此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