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朝于开中之外，还另以赎罪输米作为增加边储的手段。赎罪纳米的提出与开中的强调均源自解决北平军饷难题，史称，建文四年八月“上初以北平军饷不继，欲出狱囚输米赎罪以给之，且省馈运之劳，命法司议。至是，法司议奏除十恶、人命、强盗及笞罪不赎外，其杂犯死罪输米六十石，流罪三等俱四十石，徒罪一年十石、一年半十三石、二年十六石、二年半二十石、三年二十五石，杖罪五等，六十者四石，七十以上每等加五斗，输毕释之。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第0183页。
永乐初年的输米赎罪例属于紧急筹措军粮的临时性举措，除了在北平地区大举实行过之外，北边其他地方并未多见。应该说，一般的民运，军队的屯田加上赴边开中，基本满足了正常情况下边军粮食需求。然而，随着军屯效力逐渐低下，开中制度渐遭破坏，北边各处开始出现了要求纳米赎罪的呼声，反映出永乐朝末年军屯废坏和开中难行的严重影响对边军的粮食供应的确构成了威胁。宣德元年二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梁广成言：陕西边饷输运最难。若值薄收则尤不足，请以陕西三司所问罪囚应笞杖徒流杂犯死罪者，定其等第，令於缘边纳米赎罪。俟兵饷有余，乃复常例。上谓行在户部臣曰：边地米价高，犯者贫富不齐，未可轻议”《明宣宗实录》卷一四，宣德元年二月，第0377页。梁广成作为陕西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其监督之下陕西军屯的成效如何心知肚明，对于陕西的军储长期不足的艰难境遇必然非常了解，他的纳米赎罪建议是在对军屯和开中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作为一项临时性举措提出的，但是遭到了拒绝。明宣宗的理由是“边地米价高，犯者贫富不齐，未可轻议”，表面上明宣宗可能是考虑纳米赎罪带来的公平性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不愿把纳米赎罪作为一种调剂手段予以常态化。但是日后面临越来越多边粮困难的时候，朝廷想要坚持这一原则，怕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得不断利用纳米赎罪来缓解粮荒。
三、永乐朝西北官马制度的建立
在明初的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军马的损失极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朱棣上台以后立即对国家马政表现出积极姿态，建文四年七月甲辰就“复设牧马千户所”《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第0169页。对于“靖难之变”结束后，明朝国有马匹的储备情况，通过朱棣本人与刘儁的对话可以略窥端倪：
上问兵部尚书刘儁曰：今天下蓄马几何？儁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虽建文不君，耗损者多，然亦考牧无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严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几有蕃息之效。《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80~0281页。
从中我们看到，建文四年明朝掌握的马匹数量仅23700匹，这一数字距离洪武三十年的100000匹军马，相比减少了76%以上，因此朱棣急切地想要解决军马短缺与强化武备的内在矛盾。在北边边境，军马缺少的情况十分严重，建文四年十一月宁夏总兵官何福奏“边警不时，而堪战之马少，无以应猝。遽命河南都司于属卫选千五百匹给之”《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第0261页。实现军马数量的增加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增加从境外购进马匹；二是在境内建立和拓展国家牧马机构，实现北边边境地区马匹增殖。
1．马匹的购进
与北边其他各处相比，西北地区马匹的输入来源有西域各族（回回）、北边外的鞑靼和瓦剌（蒙古）以及西番（藏族），在河套周边地区则主要是回回和鞑靼、瓦剌。早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癸亥，遣其使至甘肃，谕都督宋晟、刘真曰：凡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止于甘肃城外三十里，不许入城。先是，尝遣回回使西域诸国，留其家属居于西凉，逗留五年不还。其余回回居边上者，又数为劫掠，为边将所获，事闻。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贡往来，恐因其生边衅。命徙居扬州，既而复有愿挈家还本地者。上始疑其为觇我中国。至是，命晟等：自今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毋令入城。若朝贡之使，欲入城者听”《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第3180~3181页。
其后，西域回回不断要求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贸易。建文四年九月，“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第0213页。同年十月辛未朝廷又“勑福曰……回回有来市马者听，须立官市於城外，定其价，官与收买，为长久之法”《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42~0243页。面向西域所开的马市被指定在宁夏，由政府全面控制绢马交易，官方定价，不允许私人贸易。这是自洪武朝以来，西域向中原输入马匹交易的延续和发展，自永乐初年以后，西域和蒙古马匹入明的规模不断扩大。出于边防的考虑，永乐六年，朝廷再次将交易规模和地点联系起来，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史称，“勅甘肃总兵官［《校勘记》广本抱本官下有都督二字，是也］何福曰：凡回回、鞑靼来鬻马者，若三五百匹，止令鬻於甘州、凉州；如及千匹则听于黄河迤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勿令过河。凡来进马者，令人带乘马一匹、路费马一匹，俟至京师，乘马准例给价”《明太宗实录》卷七七，永乐六年三月，第1046~1047页。来自境外马匹通过绢马贸易方式持续进入内地，对缓解明朝边军军马匮乏现象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2．西北边区的官方牧场建设
永乐四年起朱棣多次亲自过问并具体提出了西北官方牧场建设方案。当年八月“丁酉，上以甘肃、宁夏、山西皆近边，可蓄马。勑守将西宁侯宋晟、左都督何福、江阴侯吴高等相择牧地，计议以闻。复谕之曰：朕欲马蕃息，思有二策：一欲略如朔漠牧养之法，择水草之地，其外有险阻，只用数人守之而足。纵马其中，顺适其性，至冬寒草枯则聚而饲之。一欲散与军民牧养，设监牧统领之。二策孰善，宜精思条画以闻。朕将择之”《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第0847页。朱棣对于马匹牧养的情况较为熟悉，他所提出的两种养马方式在明朝均已存在，第一种方法就是在各边降明的北方蒙古人中普遍采用，也为明朝所倚重的方式，兹不赘述。第二种是官方组织的马场，这在洪武朝业已出现，但是在西北地区发展的潜力尚未挖掘。在此背景下，朱棣提出了筹建西北地区马场的构想：
（九月）壬戌，设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寺置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寺统六监，而每寺先设二监，曰祁连、曰甘泉，隶甘肃苑马寺；曰长乐［《校勘记》广本抱本乐下有曰字，是也］、灵武，隶陕西苑马寺。监统四苑，每监先设二苑。西宁、大通隶祁连监；广特［《校勘记》广本抱本特作牧，是也］、麒麟隶甘泉监；开城、安定隶长乐监；清平、万安隶灵武监。监置监正一员，正七品；监副二员，正八品；录事一员，未入流。苑视其地里广狭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围［《校勘记》广本抱本围作圉，下同，是也］长，从九品，一围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余八监四十苑，命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度地势次地设置。勑晟等曰：今［《校勘记》广本抱本今下有设字，是也］苑马寺以广孳牧，每寺统六监，监统四苑。寺置卿、少卿、寺丞，监置正副苑，立圉长以率牧马之夫。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各［《校勘记》广本抱本各作冬，是也］草枯则收饲之。今先设四监，尔处应有［《校勘记》旧校改作牝马，下同］马，宜分配与之。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其监之未设者，即按视水草便利可立处，遣人以闻。马政重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条奏，毋有所隐。《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第0856~0857页。
首先由政府设立分属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的四监八苑。其中与本书相关的是长乐、灵武两监的四苑，在今固原和灵武地区。《读史方舆纪要》称陕西苑马寺署衙在平凉府城东。到正统元年又并入甘肃苑马寺。所以甘肃苑马寺的革除应在正统元年。《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第2542页。一说在正统四年。
其次，八苑中种马来自于所谓回回、鞑靼贩入明境的牝马。
其三，对未及设立的监苑由各镇守总兵官重新选择相应的地点建立牧场。很快，大同、宁夏将本地区其余设立马场的区域上报了朝廷。
在大同地区，当年九月“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奏言：比奉勑令臣计议蓄马事宜。谨按视所属地方，惟大同东北［《校勘记》广本无北字］猪（疑猪为猫之误）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外有赤山、榆杨、叠白等关隘可守，东西阻险，其内延壕［《校勘记》广本抱本壕作袤，是也］四百余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若给与军民蓄养，则屯种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农，谨上地图，伏惟圣裁。上览而是之”《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第862页。大同地区是将猫儿庄以北，西及旧云内州、东胜州的大黑河流域作为牧场。
十一月“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按视陕西所属平凉等府堪牧马之地十有八处。宁夏之察罕脑儿、铁柱泉，平凉府之麻务［《校勘记》广本抱本务下有麻字］川子、策底川、红城川、固原里、白崖、双井，巩昌府之庙山、长小城、芦子沟，凤翔府之小寨、雪白里，陇州之咸宜，西安府之桑家庄、终南里、利翟里，并图上其他，［《校勘记》广本抱本他作地，是也］命吏部各立苑名，设官理之”《明太宗实录》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第0885~0886页。宁夏所属分布广泛，遍及宁夏所属之河东地区、平凉府、巩昌府、凤翔府和陇州等地。
西北地区国家马场的建立为边军骑兵战斗力提供较为切实的保障，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然而，如同整个明朝军事制度的弊端一样，明朝国家马政建设中也长期存在着问题，时人监察御史邓真在他上书所言十事中指出，“凡天下军马多寡虚实皆当一一周知。如某卫某所见在军马若干、欠缺若干、逃往若干，时常点检［《校勘记》广本点检作检点］，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优游度日。兵务废弛，马政不修，军伍有经三五年、十数年空歇不补者。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完者。是致各卫通同［《校勘记》广本抱本同下有作字，是也］弊，互相蒙蔽，贪赃坏法，非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九，永乐十九年十二月，第2177~2178页。可见马政的实效同样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