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研究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明史学界的研究开始了新的变化，研究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面。据统计，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每年发表的明史研究论文数约300篇，20年的总数相当于前80年的总和，出版的著作数情况也与此相同。国外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全部或部分地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西学东渐问题、中外关系中的新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少新著（包括旧作）的出版和大批专题研究论文的涌现繁荣了明史研究的学术舞台。
就本题而言，汤纲、南炳文的《明史》、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3）等都是主要的参考断代史；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汇集了一些稀见的明蒙关系史料，还有毛佩琦、王莉的简明军事著作——《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和三卷本《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为本题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方便。论文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北边及其相关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成果丰硕。
3.海外明代边防、军制与财政研究
海外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本书构思过程中看到的有：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牟复礼和崔瑞德（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1988）、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等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和田清的著作考证极为详细，引用材料极为广博。《剑桥明代史》则是海外明史学者研究水平展现，国内评价也很高。黄仁宇先生是著名华人学者，其《万历十五年》和上面提到的论著堪称明史研究的优秀作品，许多观点新颖、耐人寻味。台湾学者吴缉华的《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辑下，台湾，1963）一文与本文写作关系较大，他的其他文章如《明代西北边患与榆林的发展》（《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1989）、《明代延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第二届亚洲史学家会议论文集》台北，1962）均有参考价值。上世纪末至今，台湾学者于志嘉对于明代军制史和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南方，主要是江西军卫为主，但其视角、方法、结论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三、对近现代相关研究的评价与本书的写作主旨
上述成果从不同的研究旨趣和角度出发，对边防建设、民族政策、军事供应制度、屯田、兵制各方面均有所论述，颇多创见。但以短时段特定区域为研究背景，从系统性和微观观察角度结合研究边政、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见，从而为本课题留下了研究空间和思考角度。毕竟，不论从古代史料的编订、边政研究，还是从近现代明史、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大多数倾向于15世纪中叶以后的时段，各种专著和论文，特别是论文方面，这一表现十分突出。概括地说，内容上，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定为北边或“九边”“九边”的概念本身存在着时间性限制的缺陷。因为明代北部边防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九边”之名的出现要晚到明代中期以后太原镇和固原镇的建立时期。所以在讨论明代早期的边防问题时，使用“九边”概念是不够稳妥的，本文使用“北边”概念。；蒙古史方面，也多集中于讨论15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各政权相对稳定、明蒙关系中较前期主动的时段。当然这一倾向近年来有所改变，毕竟明代绵延六千里的北边从来就不是一条整齐划一的边境地带，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的明代边防始终处于不断的调整，并呈现出区域性特征的状态之中。因此，对明代北边的进一步区域分割研究自有其学术诉求和必要。再从时间划分的角度上看，包括现有的区域性边防研究在内，始终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作为时间框架。虽然这样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把握，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种长时段研究本身常常因材料充斥、体例限制，不易进行材料的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使得论述有可能因缺乏微观史实的支持走向空泛。有鉴于此，笔者在写作中始终注意将各类史实全面考证辨析，以加强论证的可信度。
总的来说，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明显经历了由秩序崩溃经重建，逐步趋向于强盛的表面轮回之中。当时，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明和北元分别沿着各自内在发展轨迹运行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无疑斗争的主动权越来越明显的掌握在明朝一方，到永乐朝时遂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与明朝中后期相比，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换一种说法，明代中后期严重的北边防务重压在明初并不明显，这是由实力对比决定了的。至于笔者选择时间更早的明初洪武以至永乐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边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笔者所关注的黄河中游地区，实际上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地理中心包括陕北、宁夏、土默川平原、大同附近等地在内的整个河套周边地区。河套三面环河，农牧皆宜，上述三个明初的重点防区在此连成一片，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地理接界，其中包含的此消彼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实际存在的影响制约更应当受到关注。笔者认为，通过对三个地区边防活动异同点的比照分析，可以将河套周边防务以一种动态演变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二、明代边防制度中基本面的内容，如兵制、军户起源、边军后勤供应体制，边防思想的形成等等，都是在洪武时期初步确立的。而洪武朝以后，举凡防务政策变化、边防格局的调整、军事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洪武朝的创制之功，洪武朝在明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奠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为此，笔者力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学习认识，希望能更加清楚地展示明代早期边防演变中制度层面的起源。有学者从制度史的角度认为明洪武朝是元王朝的政治体系的继续［日］宫崎市定《从洪武至永乐——明朝初期的性质》（《东洋史研究》27，1，1969），引自［日］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汉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2版，第676页。，这一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笔者兴趣更多地聚焦在洪武朝时期。毕竟习惯上，由于统治集团民族性的差别巨大，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明史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将1368年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个性迥异的社会政治分水岭。对于这一研究习惯，笔者倾向于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对元明两朝的内在联系有更多的认识。
第三、洪武朝处于类似于南北朝对峙状态的时期，北元对明边的侵扰并非纯粹以维持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北元对明朝边境的侵扰之类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一种有组织的、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行为。尽管这些军事行动的组织越来越困难，结果也遭遇了更多的失败，但是必须承认，北元政治、军事衰落的根源不在明军的打击，反而来自于自身的内部危机。
第四、毕竟，在明朝不完整统一的事实下，河套周边地区更多地表现出特殊性、复杂性。因为在明朝前后的元、清两朝，河套地区是纯粹的腹里内地，相对而言，在这两个大一统的时代中，河套周边地区的历史活动、作用和意义均非常有限。明代则不同，河套周边地区长期处于明与北元（蒙古）的交界地带，其控制权也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因此对于有明一代河套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北地方史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双重性质。这也成为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