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统一王朝，明朝的历史受到了中外史学界长时间的关注和研究。但与许多改朝换代的结果不同，从今天的角度看，明王朝的统一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控制区域上不及元，下不逮清，蒙古、西域始终以独立的面貌与明朝相始终。其次，元朝并未被真正灭亡，而是退居漠北，尽管为内部斗争和分裂所困扰，它却始终没有臣服于明。而且，传统意识中的正统标志——“大元”国号在其退出中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在使用。所以说，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格局有些类似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明代人就有把蒙古称作“北朝”的例子；同样蒙古人经常将明朝叫做“南朝”，这在当时就是一个习惯。它表明了退据漠北的蒙古人业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正统观念，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成为其政治意识的一部分。“北元”一词最早是由朝鲜人提出和使用的。具体可参阅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中，明朝的边防与对北元（蒙古）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蒙古自始至终一直是困扰明朝边境的头等问题。明朝的北方边境线自始至终就是一条主要与蒙古斗争的边境线。有明近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明朝一直处于守势，而在明朝早期情况绝非如此。至少在对北方领土，特别是河套地区的控制上，明朝在从早期到中期的确存在着一个逐步放弃的过程。具体而言，以洪武二年（1369）明军占领陕北为起点，中经洪武三年（1370）夺取宁夏，到洪武四年（1371）设立东胜卫，标志着明代对河套统治的开始。从洪武二年起，虽然河套地区的军事建置、军队配备、民族战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但是明朝对河套的控制仍维持了80年，有效地遏制了北元（蒙古）残余力量的反击。
在明朝，蒙古问题既是现实政治中必须随时面对的难题，又是当时的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从明初伊始，对于蒙古，特别是在北方边防、明与蒙古关系方面前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记载和相关的研究。
一、基本研究材料
明清以降，许多材料都与明代河套历史有关，种类非常复杂，数量也颇为可观，以下择要介绍部分材料。
《明实录》，它是明朝官方编修的最重要的史书，总卷数接近3000卷，是了解明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就本研究对象而言，由于明代政治军事注意力的焦点始终以北方边镇与蒙古为主，而迄今对《实录》材料的挖掘、比较、分析仍留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明实录》中相关大量详尽的记载构成了本文写作的主要材料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李晋华、王崇武等人，及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黄彰健等人，相继校勘各种《明实录》藏本，并于1961年后由台湾史语所影印出版，计正文一百三十三册、校勘记二十九册、附录二十一册。本文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明一统志》，这是明天顺年间编修的一部官方地理总志，目的是为了取代景泰年间成书的《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编成。对于了解本书涉及的明初陕西都司部分卫所、山西行都司卫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明经世文编》为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等人编辑的奏议汇编。其中部分奏疏中回顾了明初边防的情况，可与《明实录》所载奏章相互参证，并部分地补其缺漏。
此外，在民族关系和边政方面尚有不少史料需要参考。如《明会典》和《万历会计录》。此外尚有洪武朝出于实用目的而编撰的《华夷译语》；茅元仪所著带有军事百科全书性质的《武备志》；边疆官员作品如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张雨的《边政考》。地方志中有郑汝璧的《万历延绥镇志》、《嘉靖宁夏新志》和《嘉靖陕西通志》，它们对于本书所涉及地区的记述也很详细。此外，章潢的《图书编》、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等书在部分论述的观点和提法上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参考。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徐日久的《五边典则》两书在各自的范围内汇集大量边政资料。焦竑《国朝献征录》中所辑录的人物传记材料总体上与《明实录》附传有许多差异，多为《明史》所用，价值很高。《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书也应参酌使用。
明代武职选簿是今存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价值很高，长期未能整理出版，严重影响大陆学人的使用。日本和台湾学者曾利用选簿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明代武职选簿等明代档案资料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它为本书论述明代内附上层蒙古人的来历、在明朝的政治活动、荫袭状况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末清初，有一大批学者致力于明代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包括西北史地研究，出现了不少重要著作。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梁份的《秦边纪略》与本文关系较为密切。当然，在清人编写的明代史籍中，最重要的首推官修《明史》。《明史》到清乾隆四年（1739）方才形成定本，该书被史学界视为二十四史中编修的最好的史书之一，价值很高。但是从史料完整性的角度看，《明史》不可能取代《明实录》等书在本文写作中的地位。《乾隆河套志》、《蒙古游牧记》、《嘉庆重修一统志》、《春明梦余录》里有不少语涉明朝边政的材料，也很重要。
二、2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概况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从1900年到1978年有关明史研究的论文有9400多篇，专著600本，可谓成果斐然，其中不乏专门探讨明代军事与民族关系的论著。
1.20世纪前80年的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明史研究开始脱离传统史学窠臼，研究方向拓展到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领域；研究方法上注重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新学科成就，深化了研究工作；研究内容上非常注意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形成了明末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和满族先世史、体现抗倭斗争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热点。除了热点研究之外，这一时期明史其他领域的相关成果有，吴晗的《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和解毓才的《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第2卷第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吴文表现了很高的学术功底。至于综合性断代史方面，还未出现专著。史料整理方面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明朝西北地区的边政史研究暂时处于边缘化状态。
1949年以后，明史研究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在一些热点问题——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明末农民战争、个别历史人物（朱元璋、海瑞）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49年后的17年中，重要著作当属王毓铨先生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明代的军屯》一书以材料全面、论证细致见长，详细考证了明代军屯的历史渊源、制度构成、实际效果与发展结局，不少观点至今仍有很强的说服力，是不可多得的力作。人物研究上首推吴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成就在于史料整理出版方面，如《国榷》、《明经世文编》、《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多种材料均已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