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朝传了四代，由神宗主政。因为承平日久，社会上充满了“太平病”，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故启用王安石为相，主导熙宁变法。
王安石一上台便百政同时并举，又是青苗钱、又是免役法、又是市易司……仿彿一切“大有为”之事，全都迫不及待推出。
但变法毕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当，熙宁变法功败垂成便是与王安石的个性息息相关。
王安石是个爱唱高调的人。有一次神宗问他：“唐太宗如何？”王回答说：“唐太宗算老几？要嘛就效法尧舜！”可见这一脚踩在云端上的“大志”有多不切实际！
王安石个性上的另一毛病，就是狂妄跋扈，所有不同的意见全被视为“流俗之见”、“唱衰之言”。大臣韩琦上书指摘变法“使农怨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王安石的儿子知道变法受阻，竟建议他：“将韩琦等反对人士的首级砍下来，悬在闹市，不就得了！”也可见子承父“气”。所以新法之败，不在于立意和制度，而在于人谋！
自古以来，才智之士总有特立独行之处。这种特质如用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那人格与文格或可分离相看。一旦涉入众人之事的政治范畴，便会立时充满矛盾。
王安石的人格特质可用八个字概括：“志大意骄，我行我素。”这一点，可以从他生活上的小细节看出端倪。
史载王安石是一位极为邋遢的人，不但不喜洗澡，就连衣服也不常更换。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怪味道，薰臭难闻。苏洵在《辨奸论》一文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豖之食，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便是指责他的卫生习惯，当然这“奸”是用得重了。
不过，王安石的人格缺憾倒不影响文学上的成就。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造诣仅次于苏东坡，是持平之论。有名的诗句如《泊船瓜洲》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妃曲》的“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一代文豪没事跑去变法，结果不胜感慨应是可以预期。
智慧悟语台湾《天下》杂志创刊号封面标题：“乱世新领导──人格、真诚、理想。人格优于能力，真诚优于策略，理想胜于才情。”在狂妄之前，我们不妨静静想想这句话的真意！
北宋一朝以文治国，造成结构性的国势衰弱，但文学、艺术却臻于极境，贤人与君子辈出，其中，被朱熹誉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范仲淹，便是宋仁宗时代的贤相。
范仲淹二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衰之后，喝粥度日，但他却自勉为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志。曾为诗抒怀：“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游学南京期间，有人送来美食，他婉谢说：“我已习惯过喝粥的日子，一旦享受美食，日后怕吃不得苦。”当官之后，生活也毫无改变。
范仲淹在当兴化县令时，有鉴于长江北岸经常泛滥成灾，曾亲率数万民夫，一马当先卷起裤管合力筑堤，时人感激他，命名为“范公堤”。
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上了一道《十事书》，锐意改革内政、经济和边防武备，奠下了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史称“庆历新政”。虽然功在朝廷，但因个性耿直，得罪众多权贵，三次被贬。离开京城后乃忧国忧民，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垂千古。
后人读《岳阳楼记》皆知范仲淹的文学造诣，误以为他是以文章传世。其实，范仲淹在政治、军事、财政上的成就，远高于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可以说，少了范仲淹就不可能有宋仁宗在位四十年的鼎盛王朝。
范仲淹的正直敢言，事实上是比包龙图还激进的。他曾上书刘太后还政给仁宗而犯颜力谏，群臣都说他不识时务，但他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回应。对太后如此，查办那些贪官污吏当然下手更是毫不留情。
元初文学家王恽游开封时，见知府碑上刻有范、包二人的名字，曾为诗说：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棲。
此诗以“霜威”形容二人，“惊鸟”比喻贪官，可说恰如其份。但后世也只见包拯、不见范仲淹，是有些轻重不分的，希望这篇短文能为范公“平反”。
智慧悟语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将上杉谦信有一首遗偈：“四十九年，一睡梦；一朝荣华，一杯酒。”
这是对生命短如蜉游，和荣华富贵终究成空的体悟。所以，追求生命中的光与热，何妨轰轰烈烈地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