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兰州地区又先后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迁徙兰州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原有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缩小了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一部分除民族称号上不同外，其他方面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从而形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进了兰州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多民族的融合又为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士人文化的孕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至元末，兰州地区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兰州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士人文化进一步得到孕育。
隋唐政权是在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安史之乱前，唐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扩大。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经济上农耕畜牧并重，文化上无汉胡之防，并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糜府州制度，采取与农耕区不同政策，给予羁縻地区不纳赋税的优惠。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阵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逐渐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又不断侵扰、抢占唐帝国的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了今兰州地区。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兰州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比如曾占据过兰州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就是这样。吐谷浑原是辽东的慕容鲜卑，在西迁过程中，先后兼并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后，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继续进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
党项羌也是一个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体。
在因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进行强制性民族融合的同时，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因避难、经商等各种原因大量自发内迁，也是兰州形成多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源头。
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是写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文化，著毡裘，学胡语，即穿着吐蕃服，学说吐蕃话；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逐渐融合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中，但羌文化也同时渗透于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羌人在佛教传入前主要信仰巫术，崇敬鬼神。祭山、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均离不开巫师。羌人的这些民族信仰，有相当一部分在今天的兰州地区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着，如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只不过在兰州随着道教、佛教影响的逐步扩大，专业巫师的职能渐渐淡化，其职能逐渐被道士和和尚所代替。但在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巫师跳绳捉鬼的。
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枹罕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
这座桥的桥址，后人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建于永靖县炳灵寺“姊妹峰”上溯黄河约5公里处。这里为黄河峡谷，两岸壁立，河面狭窄，最适宜建伸臂木梁桥。至今，在那一带的黄河南岸还有桥滩的地名。桥滩位于炳灵寺石窟隔河对岸，为一石滩，滩上巨石大如房屋。其中一巨石上刻“龙窝”、“万笏朝天”等字，并刻有吴调元的一首无题诗，其诗为：
山峰滔浪浪滔沙，两岸青山隔水涯。
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刘家峡水库建成后，因水库蓄水，水位大大提高，石滩与刻石均没于水中。但冯国瑞先生在其《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认为，该刻石从原刻字迹看，石刻及诗作最早不超过唐宋。诗中的“第一名桥”即指枹罕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史志记载，该桥唐、宋时还在，毁于西夏。后又建成浮桥，刘家峡水库蓄水后，浮桥也被淹没。
吐谷浑在统治河湟等地区后，下令在其辖区内开辟道路，建筑桥梁，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厉桥。据《水经注》说：“桥在清水川东。”而据《循化志》所说，清水川是今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的支流，名保安河。据《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说：“河厉桥约在北凉沮渠蒙逊、吐谷浑阿柴分别遣使至宋入贡的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建成。桥址在今青海循化古什群峡口的黄河上。河厉桥的造型新颖，工艺精湛，桥中无柱，在险谷陡崖铺设伸臂木梁，好似飞渡，故亦有飞桥之称。……它结构科学、施工简便，是现代伸臂梁桥的先驱。”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即指此桥。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据1952年拆除时的实测，该桥净跨度22．5米，全长27米，高4．6米。桥由28根朱红大柱组成桥廊13间，中间3间，两侧各5间。
桥廊坡度20度。廊柱下端柱头倒挂，雕成桃形，柱的上方有镂花装饰，花栏廊厦。桥头翼亭四角飞檐，卷棚歇山顶，上盖黑色琉璃瓦，造型雄伟奇特，建筑手艺精巧，别具一格。翼亭均有题额，东亭前额“空中鳌背”，阴额“彩虹”；西亭前额“天上慈航”，阴额“新月”。桥呈穹隆特起之弓形，且涂以红色，故称“虹桥”。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以上记述说明，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卧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其他民族对他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800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和士人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丝路重镇，促进士人文化孕育
兰州自古就是西北边陲，既是连接内地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枢纽要道，又是与欧州、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关隘性城市，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其自身既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又是丝绸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点和集散地，因而通过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兰州自身的历史文化，孕育和培养了兰州的士人文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形成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就像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不断交流，从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