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
——明·郭允礼《官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第一节廉洁兴邦腐败亡国
一个人如果不注重自我修炼，就容易受到病菌侵袭，造成机体病变，时间一长，就可能从小病变成大病，以致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一个组织，如果不注重自身建设，就容易受到侵蚀，造成组织涣散，偏离宗旨，失去凝聚力，就会走向解体。党委书记应严以自律，主动接受监督，时时、处处抵制外界各种不良思想、行为、风气的引诱和腐蚀，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纯洁性、先进性。
一、勾践与民同甘共苦
公元前493年，吴越交战，越王勾践兵败，连同他的妻子被押往吴国。吴王夫差让他们住在夫差之父墓前的石屋里，一边看墓赎罪，一边养马。夫差外出，勾践要为他持鞭驭马赶车。三年后，勾践夫妇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恨。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他睡觉不用被褥，就躺在柴草中。又在自己起居处悬挂一个苦胆，坐卧时都能看到，每次吃饭前，都要去尝尝胆的苦味，还经常哭着问自己：“勾践，勾践，你忘记战败的耻辱吗？”
勾践还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扶犁种田，让妻子纺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与百姓同甘共苦。同时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加强国力，就这样，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强大起来。而此时的夫差，自以为成了霸主，骄傲起来，一味贪图享乐，整日沉醉酒色，不理朝政。
几年后，吴国遭遇严重旱灾，赤地全国，饿殍遍野；吴王又起兵北上，与晋争雄。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但敌不过越国，于是向越求和，但遭勾践拒绝。公元前473年，越国围攻姑苏（今苏州），夫差被逼自刎而死，越国不仅打败吴国，而且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
二、夏桀荒淫暴虐导自毙
夏桀是夏朝第16任君主，相传他文武双全，智力过人。但他在掌握国家大权期间，穷奢极欲，肆虐百姓，穷兵黩武。夏桀喜欢美女，后宫置满美女犹嫌不足，用尽一切办法搜讨新欢。他挥金如土，大兴土木，花了七年时间在都城建造宫亭台榭，他端坐后宫内，一面饮酒，一面观看三千美女跳舞，日夜以继，常年不止，听腻了音乐，又令每天进献100匹帛，叫宫女们裂帛以当音乐听。每天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过的是醉生梦死、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夏桀不仅对国内人民残暴，而且还时常大动干戈，兵犯邻国，以强凌弱。
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不满，纷纷痛骂、反抗，结果被商汤率领的大军打败，夏桀被俘，被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县），不久就死在那里。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吴王夫差沉醉酒色遭命亡，夏桀荒淫暴虐导自毙外，还有不少腐败亡国案例，如商纣淫乱残暴终自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亡国，秦二世酷虐暴戾人头落地，隋炀帝杨广追求女色亡了国，南朝陈后主整天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终至沦为阶下囚。
三、共产党能跳出兴亡的“周期率”
1945年，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黄炎培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从重庆飞赴延安访问。他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长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感慨地说了下列一席发自肺腑的话：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紧接着，黄先生希望“共产党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上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来自春秋时代鲁国大夫臧文仲的话：“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意思是：宋闵公勇于罪已，宋国大概要兴起来了吧！大禹和商汤敢于责罪自己，于是勃然兴起；夏桀和殷纣总是责罪别人，所以就很快灭亡了。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认真而自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党委书记应经常地、自觉改进自我监督，对自己日常的组织活动、言谈行为、生活作风进行认真检查，看其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和规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和纪律，是否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应主动、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因此，党委书记应积极热情地接受党员的监督。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掌握了一定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就必然走向腐败。权力越大，越要接受监督。
第二节共产党一向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的天职。在90余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
大革命时期，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老一代党的领导人带头向各种腐败行为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撤保”的事例令人敬佩不已。
有一年暑假，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回乡探亲。内弟赵晓峰恭敬地对李大钊说：“三姐夫，给我在外边找个事干吧。”李大钊回北平不久，晓峰接到回信：“你托我事已经办妥，由我作保，到武汉盐务局当职员。望你按时报到，好好干事。”
第二年暑假，李大钊再次回乡，恰好晓峰也在家。他与一年前的派头大不一样，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香烟叼在嘴角，见到李大钊洋洋得意地说：“姐夫，您为我找的这个差事，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李大钊端详他的穿着便问：“在那里的收入怎么样？”
“不瞒您说，每个月净拿六七百元钱呢！”
“哦，怪不得穿的这么阔气。”李大钊大惑不解地问，“一个职员能拿那么多钱？”
晓峰笑着低声说：“其实薪水没有那么多，可是干盐务这一行都吃私啊！”
“噢！”李大钊脸上掠过一丝不满，便不再说了。
几天后，晓峰回到盐局。局长告诉他：“从现在起，你被辞退了。”
晓峰大吃一惊，要求局长说清楚为什么。
“因为你的保人李大钊先生已撤了保。”这是那位局长最后对晓峰的回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工农红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在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就为红军四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在苏区也有少数工作人员有贪污、浪费的行为。当时苏区政府对所有贪污分子不留情、不手软，而严惩不贷。对极少数贪污分子曾判处死刑。谢步云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谢步云在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私刻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夺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毛泽东知道这一案件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日战争时期，对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的惩治也绝不心慈手软，对肖玉璧依法判处死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璧到清润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璧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璧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用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
临刑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饶他一命，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说，他贪污了3000元。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璧被依法执行枪决。
当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党中央多次向全党发出警告，要防止腐化和克服骄傲现象，保持无产阶级党的性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进城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3月23日，党中央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京时，一上汽车，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希望考出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有少数共产党人经不起执政党的考验，经不起“糖衣”袭击，逐渐腐化、堕落，他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接受贿赂、徇私舞弊。为了纯洁党的肌体，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党中央做出了关于“三反”的决定。对揭发出来的问题，无论涉及到谁，党没有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
刘青山、张子善少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入党时间早，都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历任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他们曾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新中国成立后，在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下，他们蜕化变质，共贪污盗窃国家资财171.6272亿元（旧币，合新人民币171万余元），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毛泽东坚决果断批准了中共河北省委对该二犯的量刑建议，经法院宣判，对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处决。
毛泽东和中央政权机关对犯罪的高级干部的严惩振聋发聩，不仅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而且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有效地防止了干部队伍的腐化，它对于我们抵制党的腐败，提倡廉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都有重大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依然十分重视对腐败的斗争，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党中央一向强调：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会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但是，至今党内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人民群众深感忧虑和不满。因此，反腐败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下狠心，花大精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节贪者，民之贼也
据《新闻报刊》2003年第六期报道，在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的牺牲地，吉林省靖宇县，李某在该县任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六年调整干部840余人次，借机大肆收受贿赂，全县160多科级、局级以上干部，除李本人和他妻子外，几乎无一个不是为了个人的所谓的“政治前途”而向他行贿。
无独有偶，2007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载，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某受贿人民币286万元，给他送钱的干部竟达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达61人。又据2010年9月6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某县的煤炭局长拥有38套房子。
《组织人事报》2008年1月17日，登出题为“小贪在升迁中变成大贪”的文章，何某在15年里，从副厅级升至副省级，受贿人民币841万元，从小贪变成大贪，不仅没有受到监督和查处，反而步步高升。
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堕落到荒淫无耻的地步，据《法制与社会·锐视》报道，57岁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某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后，有关部门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40多个“情妇”的名字，其“情妇团队”中甚至包括一对母女。为了博得红颜一笑，他先后收受巨额贿赂达2000多万元。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某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何地，都会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他先后与婚外的107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而海南省纺织局原副局长李庆谱不但与236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而且还“性”趣盎然记下了95本“性事日记”！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奢靡、腐败行径，义愤填膺、恨之入骨。笔者从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流行民谣》中记录了一则题为《为腐败官员画像》的民谣：
摆出一副臭架子，投机取巧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