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文献观察
唐代敦煌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汉人，儒家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外来的佛教必须和儒家思想相融合，才能扎根流传。我们若观察与唐代敦煌佛教相关的许多敦煌文献，的确都具体呈现当时佛教和儒家思想相融合的内容。
1.唐代敦煌佛教讲唱文学中的儒家孝道思想
唐代敦煌的佛教讲唱文学，无论是讲经文、变文，多有宣扬孝道思想者。
（1）《盂兰盆经讲经文》
《盂兰盆经》讲述目连入地狱拯救母亲，免受苦难，和儒家的孝亲观念颇为相合，在中国素来有“佛教孝经”之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唐代敦煌《盂兰盆经讲经文》，乃是佛教俗讲的底本，目连入地狱救母故事流行于敦煌民间，正是唐代敦煌佛教推行孝道思想的具体表现。
（2）《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佛说父母恩重经》的流行，显示出佛教为了顺应中国民情，将孝道思想视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观点。敦煌文书中有晚唐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其内容乃是将儒家的伦理观与佛教的善恶报应说紧密结合。《父母恩重经》在唐代应是广为流传，因此能够深入民间，以俗讲的方式来宣扬此经，与儒家思想相合，容易为信徒接受，自然有助于佛教的传播。
（3）《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目连缘起》
儒家孝道思想对中晚唐时期的敦煌佛教经变故事，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唐代敦煌变文中，叙说目连历尽艰辛救母出地狱的故事者，共有三种写本，分别是《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目连缘起》，这三种变文都是据《佛说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从唐代敦煌目连救母变文的流行现象，可以证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对当时敦煌佛徒的深厚影响。
（4）《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敦煌本有唐末五代时圆鉴大师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此篇并非只是宣讲佛教教义而已，明显地旨在赞扬孝道。《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发现，证明晚唐时已有“二十四孝”的名称，而且在敦煌地区流行。敦煌佛教在俗讲之时，讲述大量孝子事迹，借以劝人行孝。由此可见唐代佛教徒宣扬孝道的努力，又可看出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地区，仍然会依靠儒家孝道，作为传播佛教的助力。
2.唐代敦煌佛教歌辞中的孝道思想
唐代敦煌佛教徒所咏唱的歌辞，不乏摘取儒家孝道思想，编入佛曲歌赞之中者。如《新集孝经十八章皇帝感》的歌辞，乃是檃括《孝经》中的经文要义。《父母恩重赞》的赞文，也是佛徒宣扬孝道伦理的表现。《孝顺乐赞》全篇咏述父母的恩德，极力劝导佛徒信众要奉行孝道。《十恩德赞》全篇将父母养育之恩分成十个阶段，借以歌颂父母之恩来宣扬孝道，劝人必须行孝报恩。《天下行孝十二时》则将孝养父母的行为，分配在一日十二时中，勉励人每天不忘孝道。
3.唐代敦煌佛教写经题记中的孝道思想
敦煌的许多佛教写经，都有题记说明抄经目的，其中有不少是一般信众或是出家僧尼，为了替父母追亡荐福而写经者。唐代的敦煌写经题记中，载明为父母祈福者，约有三十条之多。其中，兼为先亡父母、见存父母写经祈福者，如S.1515《无量寿观经》、S.1864《维摩诘经卷下》、S.2624《佛说要行舍身经》、S.2863《观世音经》、S.4284《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S.4496《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北图436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单为亡父写经祈福者，如北图22《妙法莲华经卷第二》、S.796《小钞》等。单为亡母写经祈福者，如P.2285《佛说父母恩重经》、P.288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上海图57《妙法莲华经第六》、S.2157《妙法莲华经卷第四》、S.4476《佛说父母恩重经一卷》等。由这类写经数量众多的情形来看，此种替父母追亡荐福的风尚应是盛极于当时，而且遍及每一个阶层。敦煌此类唐代写经，均是佛教顺合民众遵行的儒家文化，孝道思想深入人心的佐证，可见当时佛徒习染儒家孝道思想，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4.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孝道题材
北朝早期莫高窟壁画的内容，大抵为本生、因缘、佛传故事；晚期则加入传统的忠君、孝悌、仁爱、父子恩等儒家思想。到了隋唐时代，流行大乘经变，如《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大都绘有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呈现欢乐景象，用以超度亡灵，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明显受到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将儒家孝道融入壁画艺术中。而在唐代的敦煌壁画中，也经常出现儒家孝养观念题材。例如唐代莫高窟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图》有二铺，一是吐蕃时代的第238窟，一是晚唐第156窟，经变图的中间图绘佛陀与圣众，四周则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有关人的一生过程，感念父母劬劳养育之恩，表现儒家的孝道思想。
5.唐代敦煌壁画供养人题记中的为父母供养愿望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画像，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排列；供养人身份除了出资兴建洞窟的功德主及其家人外，还包含先人在内，这乃是与儒家伦理观念及崇敬祖先的思想有关。而且，画像通常都有榜书题记，表达供养人身份和功德愿望，其中经常包含为父母供养的愿望在内。唐代莫高窟壁画载明为父母供养的题记，颇有所见，如初唐第220窟；盛唐第103窟、176窟、180窟、217窟；中唐第191窟、231窟；晚唐第14窟、18窟、94窟、144窟、156窟、196窟、468窟等。这些供养人的身份，除了出家僧尼外，一般人民则自称“佛弟子”、“清信弟子”、“地藏菩萨女弟子”、“观世音菩萨弟子”等，皆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借着营造壁画，宣扬佛道，为父母祈福。
二、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研究重点
考探唐代敦煌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关系，应该注意那些重点方向，乃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关键处。笔者认为应先了解唐代敦煌儒家思想发达的社会文化背景；吐蕃统治时期尊崇佛教，敦煌儒学对吐蕃的功用；唐代敦煌寺学教授儒家典籍的情形等外缘因素，再进而探求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主要内涵表现，始能掌握核心要素，周延地关照这个课题。
1.唐代敦煌佛教鼎盛，但儒家思想仍然颇为发达，其社会文化背景为何？
敦煌是佛教城市，居民大都信仰佛教，儒家思想在唐代敦煌的分量能够和佛教思想齐等，必然有其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在。窥其缘由，大抵有两个重要因素：
（1）唐代敦煌社会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与佛教信仰并居主流地位。
唐代的社会思想虽然兼具儒释道三家，但因受到汉魏以来深厚的儒学传统，以及唐代科举教育的影响，儒家思想仍然居于主体地位。至于甘肃河西，长期受中原王朝统治，其文化发展受中原影响极为深远。早在魏晋十六国以至北朝之时，河西统治者敦崇儒学，许多硕学宿儒会聚其地，讲授儒家学术。延续至隋唐，河西的儒学教育更为发达，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同时居于主流地位。
唐代敦煌地区的文化教育，无论是官学或私学，基本上都要教授官府规定的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文化。是以在敦煌文书所见到的儒家经典，数量颇多，包含《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许多都是当时的教学读本。这些儒典的抄写者，不仅有一般学子，更有佛教僧徒。敦煌佛徒除了抄写佛教经典外，也抄儒家经典，证明唐代敦煌佛教确实接受儒家的思想。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将曾经担任唐朝官吏的“没落官”配入各个寺院，充当寺户。这些人必然熟习儒典，才能在唐朝时期经由科举担任官职，他们皈依佛教之后，不仅写经修道，也应会将儒家思想带进寺院教学中。到了归义军时期，敦煌寺学教育更为发达，教学内容包含《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也有助于敦煌儒家文化的弘扬，使得儒家思想仍然兴盛不坠。
唐代敦煌有许多书仪写本，正是当时儒家礼法的规范，不仅反映出唐代敦煌民俗在儒家影响下，习染礼法精神，由此更可证明儒家思想在敦煌地区的实用功能。此外，还有不少记载儒家学说的通俗读物，如《千字文》、《兔园策府》、《杂钞》、《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钞》、《新集严父教》、《古贤集》等，借着童蒙教育广泛的传播儒家思想。由此可知，儒家文化已经普及于唐代敦煌民间社会，而且趋向庶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