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也是求画心切，一方面，他想让这幅画留在国人手中，自己要是不买，未准什么时候就让外国人给钻了空当了，这一点上，他和张伯驹是一样的。
但可有一截，张大千比起张伯驹来一直差着一头，怎么呢，论收藏字画的年代来，大千的收藏多为元明以后的作品，而张伯驹的收藏则以唐宋以前的为主，历史价值更高。
现在张大千好不容易看上一幅五代时期的，他怎么能轻易地放过机会呢？
张大千和马霁川两人的交情不是一般的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张大千决定买画之后，为了进一步确认画的真伪，他提出先把画拿到叶公绰家验货，如果东西对，第二天交钱交货没的说，万一东西不对，没关系，该怎么着怎么着，不伤两人交情。
马霁川同意了，他能这么放心，说明互相是积累过信任的。
当后来画被确认是真迹无疑的时候，张大千拿着500两黄金，交付玉池山房，完成本次交易。
钱是交给马霁川了，可那边王府的宅院的钱就凑不齐了。
张大千前前后后可花了不止这500两，还有另外1000两买别的画了，所以这边房钱就更拿不出来了，最后张大千索性也不买房了。
人说他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他倒相反，他本人的意思是有这几幅画在手，够买它十座大院子的。
但可有一样，您横不能把这些画儿再高价转卖了吧，值钱是值钱了，可是守着它们也守不来一天的“嚼裹儿”呀。
不管那个，艺术家，人家真性情，咱们这都是“俗”，他可雅呀，专门刻一“大”（此处发音de四声）印章，上写一句话，辞曰：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
意思很明白了，就是今生与此画不分开了，我到哪，你到哪。
不过后来，张大千可没有信守印上的诺言，他又要转手卖出这幅《韩熙载夜宴图》了。
这大伙就不明白了，这好么秧的怎么要卖呢？
主要是张大千这回是真缺钱了，他想移居阿根廷，凑经费。
哎？您问了吧，这张大爷怎么说话一会儿一变啊，他之前不是还说要住北京呢么，怎么这么会子又要往出搬呢？
嗯，可不是吗，北京的房钱都让他换了字画儿啦，剩下的不够挑费了，不搬没地儿住了。
可是，之前都盖了“戳儿”了，“东南西北相随无别离”啊，今儿个说话就要卖了，显得咱有点……
没关系，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是，再刻一方闲章，写四个大字：“别”、“时”、“容”、“易”。
这不就结了，告诉你们，咱是有苦衷的，收藏起来很难，但是要离别了，却很容易，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嘛。
李商隐道：相见时难别亦难。张兄这倒好，别时挺容易，比李商隐放得下。
话说这一日，张大千请友人徐伯郊会面，中途就谈及了这件事。张大千说要在来年的二月份在阿根廷举办一次画展，届时也看看那里的环境，如果觉得那儿好的话呢，就在那常住了，可眼下手头也不老宽裕的，所以经费这方面，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想把手里存着的两幅画卖掉。一幅是《韩熙载夜图》，另一幅是《潇湘图》，另外呢，还有些敦煌的密卷，想借着这个节骨眼给一勺烩了。
当时，担任中国文物局局长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同时期也正在致力于替国家回收一些散落的文物字画，一方面能把它们集中起来加以妥善存管，另一方面就是怕落入洋人的手里，别让国宝流失海外。毕竟由打英法联军开始这几十年好东西没少往外“溜达”。
郑振铎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表示重视文化，大力开展了文博工程。
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文物的回收与保护，故不惜重金从境内外收购国宝。同时，亦有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大收藏家纷纷捐赠国宝。在多方努力的作用下，我国至今共收回了23万件文物于故宫。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主要负责收集民间散逸文物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的父亲便开始着手抢救古籍，因为有很多典籍已经流出海外，为了尽量控制这种局面，郑振铎的父亲仅凭一己之力，倾其所有投入到挽救文物的工作中。后来郑振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且自己率先捐出了家藏古籍十万余册，起了个模范带头作用。
因为郑振铎有意让徐伯郊帮忙利用在香港工作的便利多打听些相关的信息，看看能不能通过朋友啊、同事啊之间的关系，联系一些能将民间的文物卖给国家的人或者机构，共同来完成这项收集散逸文物的工作。
这样一来，你有心，他有意，张大千和徐伯郊可谓是一拍即合了。
后面的内容咱们简段截说，张大千通过徐伯郊做了个中间人，以2万美金的价格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外加那些敦煌密卷一并转让给了国家文物局。
2万美金呐，听着不少是吧，但是要比起这些文物来，就如同白给一样啊。国家也很是感激，觉得像张大千这样重义轻利的人可不多了，感谢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