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开始，由于黄巾起义，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士人感觉到阶级利益的动摇，因而对于东汉所行的名教之治发生怀疑，于是开始分析与批判名教，并企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统治理论。这种新理论又是反映新兴统治者对东汉旧士族的斗争，二者的不同观点便是“尚名”与“崇实”；新兴的理论发展为名理之学与新政权的名法之治相配合。
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理论本身随之变化，便从“正名”与“循名责实”发展为“无名”。在这时期新学派有了分歧：一部分调和“有”“无”，亦即调和名教与自然，这是依附司马氏政权或是与之妥协的正统玄学家；另一部分从贵无贱有出发，进而破坏司马氏政权所提倡的被认为虚伪的名教，这是反抗司马氏政权或是消极不合作的别派玄学家。正统玄学家为了排除别派玄学家在封建秩序上所起的破坏作用，与唤醒统治阶级自己的积极性，发挥了崇有的理论。到了此时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上圆满解决了。
这一套理论是从东汉末年士族的削弱与消沉到门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正统玄学家主张以无为之治放任家族的扩张（自晋以来就有人不以那时的大臣不理政事为然，其实这就是取得各大族协调的无为之治）。名教与自然既已统一，所有封建秩序被认为出于自然而无可反抗，这样就可以教训人民各安本分，自得其乐。
这个问题东晋时期只剩了尾声，一般名士都礼玄双修，表示名教与自然之统一。但自佛教势力渐盛，由于灵俗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重又引起争论，然而其结论是佛教有助于名教，可以并行不悖。
东汉末年的新思潮通过长期发展过程，使名教一合于老庄的自然，再合于佛教的济俗之务，不但没有破坏，其理论基础更扩大了。这个思潮的发展并未立时结束，调和三教而以名教为骨干的思想到了宋代理学才完全形成其系统。因此我们找寻宋代理学的渊源应该从魏、晋玄学开始。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35—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