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开始以老庄学来讲孔子，流风所被，却不免叫人推挹老庄在孔子之上，这就成为魏晋之玄学，嵇康阮籍是此种转变之主要人物。当时司马氏政权，一面笼络私德很高的贤士，来隐蔽其恶化政治的丑相。一面又不愿正人君子干预政事，以便为所欲为。因此逼得一般学者都意态消极，走向老庄。此非王何之罪，而实是司马氏之罪。司马氏当时提倡私人道德，实际不啻提倡人藏头、掩面、虚伪，做假君子。阮籍嵇康在这种虚伪空气笼罩下激发，使他们决意转向老庄。老庄本来反对儒家之礼。老子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他们认礼为文饰虚伪。而尚质朴，尚率真。东汉以来，社会早走上虚伪文饰之途。曹氏司马氏篡窃相承，丑态百出，更令有心人深恶痛疾。又自郭泰许靖提倡人伦，臧否人物，社会上交朋接友，彼此推尊，渐成风气，因此朋党交游虚文末节，更充满了整个社会。朱穆《绝交论》，刘梁《破群论》，都想针对其弊而施匡救，但积重难返，直到魏晋之际，上下虚伪成习。阮籍目击此种状况，遂要破坏礼法，放浪人间，自称“礼法岂为吾辈设”。其言论行迹，容有过激，其心情怀抱，实亦可悲，而且可敬。史称阮籍性至孝，母死，适与人奕，不辍如故。及葬，尚食一蒸豚，饮斗酒，直言穷矣，呕血数斗。盖是诚孝，而不肯崇守儒礼。因他痛恶当时那些假孝子，外守丧礼，而内心不戚，与世同污，所以故意吃酒吃肉，不遵服制。其实他内心非常哀痛，并非凉薄不孝。此处阮籍亦似有些不免误解儒家制礼本意处。儒家制礼，本不为虚文假饰。孝子毁不灭性。古礼有云：“朝一溢水，夕一溢米，食无算。”又曰：“亲死，水浆不入口。”所以者何，由其当时悲不思食，但决不能因亲丧而废食。悲痛之余，再不好好保养，岂不毁了身体，则更非孝道。但在悲伤时，当然不想吃，待悲伤稍过，不妨便少吃些。如此，不致饿坏身体。亦不多吃，免得悲来伤胃。只能吃即吃，而每顿吃不使多，亦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此才不致因悲伤而害了健康。故儒家制礼，实为求合人情物理，并不为粉饰虚假。阮籍认为虚礼可厌，临葬其母，尚故意大吃酒肉。不知儒家“丧忌酒肉”正恐悲来伤胃。阮籍就吃了这亏，一时悲从中来，正因多吃了酒肉，遂致呕出血来。此乃因不遵礼而毁身伤性，究非中庸之道。但阮籍毕竟可算是当时一个狂者。阮籍谓礼法岂为吾辈设，不知儒家之礼，正为大忠大孝之人而设。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现在阮籍心恨那辈不仁的假君子，自己又是一位热心肠人，却偏不肯讲礼法，就规矩，设使孔子遇之，决不会加以非罪，反而会要加以引进的。同时阮籍又是一个不忘情于政治的人，不过目击何晏夏侯玄诸人受戮，内心灰颓，想作一个明哲保身之士，只好不上政治舞台，闭口臧否人物。但他父亲又是魏氏亲信，那时世方乱离，远避都会，又不可能，故使阮籍逼成此种狂态。其所为《咏怀》诗，寓意精微，为千古文学绝唱，其内心之愤激，诚非局外人所知也。
嵇康与阮籍，性格不同，他只是一个狷者。所为《养生论》，寓有极濛重的道家思想，亦可说是一篇很近科学的长生论，与一般神仙思想不同。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谓“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亦见他对现政治不满，遂竟为晋朝所诛。但阮籍嵇康虽与当时政府不合，他们的文采风流，则为世所重，蔚然成风。此后玄学兴盛，嵇阮两人实有大功。现在再将阮嵇与王何一比，则其间已有很大的不同。王何只就老庄通儒学，阮嵇则弃儒举就老庄。嵇阮以后，向秀郭象便专来注释《庄子》，显然是专尚玄虚，与王弼注《易》，何晏解《论语》，态度意境绝不同。但嵇阮都是至情人，都是真君子，他们的颓废放荡，实是受了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有激而然。我们若认王何为儒家，则嵇阮虽薄周孔，崇老庄，而思想意趣仍未出儒家范围。只因他们放荡不羁，破坏了仅存的一点虚礼教，私人道德，遂致毫无维系。政府社会公私俱弊，而晋室亦随之以亡。
向秀郭象为人，便不能与王何嵇阮相提并论。郭象注《庄》，多承向秀。今向书无传，而郭注则颇完好。大体仍以儒学来纠正庄子之过偏过激。如《庄子·逍遥游》，明明分别鹍鹏学鸠大小境界不同，但郭象偏要说鹏鸠大小虽异，自得则一。庄子明明轻尧舜而誉许由，但郭象偏要说尧舜是而许由非。可见向郭注《庄》，明非《庄子》本义。从前王何以老庄通儒学，现在向郭则以儒学纠老庄。然而王何犹可，向郭则非。何以故，老庄精义，本在对政治社会文化流弊有深刻之讥评，而能自己超然世外。嵇阮并不能如老庄之气魄大，对政治社会整个大体下攻击，但他们还有超然绝俗之概。现在向郭则自引近人，却把儒家理论来自掩饰，自逃遁。既不能学儒家对政治社会积极负责，又不能如老庄对政治社会超然远避，这是两面俱不到家。故王何还是有规矩，还是积极的，嵇阮虽放荡，还是有性情，虽消极，还能超然远俗，至少于世无大碍。向秀郭象则是无性情的放荡，抱着消极态度，而又不肯超然远俗，十足的玩世不恭，而转把儒家的理论来掩饰遁藏。当时像王夷甫一辈人，便在这种理论下自满自得。向郭实不足为《庄子》之功臣，却不免为两晋之罪人。这是元康以下向郭时代的风气，与正始时代截然不同。《世说》注，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贱礼。可见正始元康应有分别，当时人是知道的。后人推本穷源，遂把王何嵇阮连类同讥了。
向郭在当时，还自有他们的一番理论。及东晋南迁，大家索性在放荡上自娱自怡，连像向郭般的理论也没有了，这就成了东晋之“清谈”。清谈家还要讲究自己的真性情，而蔑视世俗之伪。他们看不起功利，不肯做一切事前事后的打算，他们认为如是才算率真。他们仅有这样一种意境，也懒得组成理论写文章。我们现在只有由《世说新语》中，看他们当时朝野名人的行事态度来推想他们的理论或意想。例如：“王子猷性好竹，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留坐尽欢而去。”王徽之此等态度，便是当时人所谓的率真。爱竹赏竹，是我真正目的，是天性所好。但为欲达此目的而去造访主人，敷衍款接，这就是俗套虚伪。王子猷讲究率真，所以想看竹便径去看竹，竹看了便走，再不愿和主人相委蛇。主人先慕子猷大名，洒扫恭候，这还未免俗套虚礼，正为子猷所不取。以后主人不堪，命左右闭门，这却也是一番真性情之表现，是率真，是放达，子猷因此赏识他。这事便够代表清谈家的意味。但此种意味，清而不深，如一潭秋水，没有波澜壮阔鱼龙出没之观。还不能像嵇康阮籍，还有火烈的真性情。清谈家如盆景花卉，虽亦有生命，有意态，只根盘不大，培壅太薄，没骨干，没气魄，不好算是真性情，因此也经不起大风浪，不能奋斗，易为外物所累。强要任情，反转成为矫情，不够真，不够率，这是清谈家直接向郭以来之毛病。而且清谈家的骨子里，也还是未必真够清。《世说》注引《中兴书》，王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这恐不是王徽之一人如此，乃是当时清谈家之共同面相，共同格调。如此般的老庄，如此般的玄学，实不足以满足时人内心之真要求，于是只有让出佛教来指导人生。
（原载于1945年7月6日重庆《中央周刊》七卷二十六期，此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7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