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中是有派别的，玄学家们对于有无的了解有所不同，因此就分为三派，都是围绕有无问题立论的。一派是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一派是裴頠的“崇有论”，一派是郭象的“无无论”。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些不同应该怎样理解。
上边讲过，“群有”、“有”、“无”是玄学中的三个主要概念。从人类的认识过程说，认识是从“群有”抽象出来“有”，或者说是概括出来，又从“有”分析出来“无”，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详细经过上边已经讲了。从认识论方面说，“无”是这个过程最后得到的一个概念。它是从“辩名析理”得来的。到了这个概念，“辩名析理”的方法就用尽了。“辩名析理”的方法就是本体论的方法。从本体论的方法看，这个认识发展的过程是很容易了解的，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可是有些人，把这个过程了解为宇宙形成的过程，把用本体论方法所得的最后的概念，了解为宇宙形成的最初的实体，把认识的过程弄颠倒了。这种颠倒，在《老子》中就已经有了。它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王弼也说：“凡有皆始于无。”（《老子注》）从认识的过程说，本来是天地万物→有→无；把它颠倒了，就成为无→有→天地万物。经过这样一颠倒，这个无就成为一种实体，称之为“道”。《老子》本来说道是“象帝之先”，经过这么一颠倒，就不仅“象帝之先”，而且就是“帝之先”，成为造物主了。对于“无”持这种理解的玄学家，就是贵无派。
反对贵无派的崇有派，反对这种理解，把贵无派的这种颠倒又颠倒过来，这就是裴頠崇有论的主要之点。
不承认“道”或“无”是一种实体，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出，不需要有一个造物者，这就是郭象所说的：“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庄子·齐物论》“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注）这就是无无派的主要论点。无无派和崇有派在反对“无”是一种实体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所说的“有”，都是“群有”。所以从哲学意义上说，无无派就是崇有派。因此“贵无”和“崇有”的不同，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不同之点。
刘孝标说，袁宏的《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名士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这实际上就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按这些名士的思想内容说，“正始”和“竹林”应该是一个阶段，即贵无论阶段。“竹林名士”的主要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对正始玄风的一种补充。正始玄风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是在自然观方面讲贵无；阮籍、嵇康是在社会思想方面讲贵无。这种贵无表现在对于名教的批判，所以他们是互相补充的。竹林七贤的时代也是紧接着正始的，其中有些人也都是正始时代的人，所以袁宏所说的这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阶段。袁宏把竹林七贤从正始玄风中划分出来，这种做法不能反映玄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袁宏所说的“中朝”，是指西晋中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无无论。裴頠的崇有论，否定了贵无论的自然观，认为“无不能生有”；也否定了贵无论的社会政治理论，认为名教不可越。郭象的无无论否定了贵无论的自然观，但不否认贵无论所讲的玄远精神境界，认为自然与名教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认为任自然不必越名教。他也讲所谓“玄冥之境”、“惚怳之庭”，并且认为有了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才最宜于做社会的统治者，这即是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他的三个主要论点是“造物无物”、“物之自造”、“内圣外王”。他把这三个论点都在《庄子序》中明确扼要地讲了出来。
照这样看起来，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贵无论，第二阶段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阶段是郭象的无无论。就玄学说，贵无论是肯定，裴頠的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
郭象以后，出现了《列子》和张湛的《列子注》。《列子》是一部拼凑的书，《列子注》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这不能算是玄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尾声。
玄学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中，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是肯定，裴頠的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它否定了裴頠对于“玄远”和“越名教”的否定。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三松堂全集》第九卷，349—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