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集校注》卷六，249页）袁准《才性论》：
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在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夫金石丝竹，中天地之气；黼黻玄黄，应五方之色。（徐案：上文疑有缺文）有五，君子以此得（疑有缺文）。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
（《全晋文》卷五十四，1769页）《世说新语·文学》第34则：
殷中军（浩）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222页）《世说新语·文学》第51则：
支道林（遁）、殷渊源（浩）俱在相王（晋简文帝）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234页）《世说新语·文学》第60则：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240页）王僧虔《诫子书》：
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598—599页）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夫仁孝道德所谓性也。治国用兵之术所谓才也。当魏晋兴亡递嬗之际，曹氏司马氏两党皆作殊死之斗争，不独见于其所行所为，亦见于其所言所著。《四本论》之文，今虽不存，但四人所立之同异合离之旨，则皆俱在。苟就论主之旨意，以考其人在当时政治上之行动，则孰是曹魏之党，孰是司马晋之党，无不一一明显。
（《陈寅恪集·金明稿丛稿初编》，51—52页）钱穆《略述刘邵〈人物志〉》（节录）：
《人物志》主要在讨论人物。物是品类之义。将人分成许多品类，遂称之为“人物”。西方人常依职业或知识来分人物，如宗教家、医生、律师或某类专门学者，这些都从外面职业知识分。中国人却重在从人之内面品性道德分。此一态度，显然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向来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论语》中讲“仁、孝”、讲“圣、贤”、讲“君子、小人”，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汉人最讲求道德，及汉代中央政府崩溃后，曹操却提出了新鲜口号，他说：“治天下，平时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把才干看重在德行之上。若论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论，实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干，正是乱世之奸雄。在此一风气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郑重注意，于是方有刘邵《人物志》之出现。
孟子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亦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个人立场讲：当世界陷于绝望时，只有退避一旁，采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讲：世道否塞，终需要物色人才来扭转此局面。刘邵写《人物志》，并非站在私人立场着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场着想。他的意态是积极的，非消极的。因此他衡评人物，一讲德性，一重才能，务求二者兼顾。换言之：衡评人物，不能不顾到其对当时人群所能贡献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顾到人群功利，即需讲才智。若无才智，如何能在此社会上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刘邵《人物志》极重人之才智，但也并未放弃道德。而他书里，也并未提到隐沦一流，这是此书一特点。
今问人之才智何由来？刘邵以为人之才智乃来自自然，此即所谓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论性。当三国时，才性问题成为一大家爱讨论的问题。因在东汉时，社会极重“名教”，当时选举孝廉，孝廉固是一种德行，但亦成了一种“名色”。当时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这样名色的人，教人应立身于此名色上而再不动摇，如此则成为“名节”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转成从外面讲。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规定，从性讲成了行，渐渐失了道德之内在本原。现在世局大坏，人们觉得专讲当时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够；于是又要将道家思想掺入，再回到讲自然。认为人之才能，应来自自然。但一讲到自然，又会牵连讲到邹洐一派之阴阳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别来讲；但汉以下各家思想已渐汇通，不能再如先秦般严格作分别。当时人把自然分成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别属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说，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当时人把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配入五行，变成了五性。哪一性的人，其所长在何处，如：木性近仁、金性近义等。直至宋代理学家们，也还作如此的分别。
但刘邵《人物志》并不看重那些旧德目，他书中提出了许多新意见。他说：人才大概可分为两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于一方面有专长者，如今称科学家、艺术家等。在刘邵说来，应都属此偏至之一类。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于一方面，而能有兼长者。依近代人观念，其人果是一文学家，若定要同时兼长科学，岂不甚难？然此等本属西方人侧重职业与知识的分法，中国人则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识、职业作分别。今天的我们，都已接受了西方人说法，多将人分属于某项知识、某项职业之下，乃对刘邵所提兼材一项，骤难了解。
我们试再就此讲下：刘邵在《人物志》中将人分成十二“流”。中国人所谓流品，亦即是品类之义。此十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来。如有人喜讲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辞。此皆所谓才性不同。刘邵所分十二类中之第一类，称为“清节家”。他说如吴季札，齐晏婴等是。因此类人禀此性，便宜做此类事，即其人之专长在此也。其第二类称“法家”。此非指先秦诸子中之法家学派言。法家学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刘邵所指则是某一类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类人，性喜讲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于此方面见长。第三类称为“术家”。如范蠡、张良等是。因于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现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们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权术应变处，即见他们之才短。
前三类皆是所谓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类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谓兼材，即其才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类事。刘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谓之德。依照刘邵如此说来，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义，显与指仁、义、礼、智为德者有辨。刘邵又谓：“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种人则可谓之圣人。”故刘邵心中之圣人，应是一全才之人，至少应是一多才之人。刘邵主张在偏至之才之上，更应注重兼材，此种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托以幼主；而诸葛孔明则可以幼主相托。此因孔明兼有清节之才；而曹操不能兼。若照我们普通说法：只说曹操无道德；依刘邵讲法，即论其人有无此类之材，或说是否具有此一方面之性格。此乃刘邵思想之独特处。
刘邵又谓：若“兼德而至，谓之中庸。”此处所谓之中庸，亦不同于儒家所谓之中庸。刘邵之所谓中庸者，实是兼备众才，使人不能以一才目之，甚至不能以兼才目之。因此刘邵将人物分为三类，即：“圣人”、“德行”与“偏材”。中庸则是圣人。复下有“依似”，此乃勉强学之于人，而并非出自其人之本性者。此下又有“闲杂”与“无恒”。如其人今日如此，明日又不如此，便是闲杂无恒。“依似”与“无恒”，皆不从其人之本性来，只从外面强学，故有此弊。盖因东汉重名教，人渐向外效慕，刘氏特加矫正。然刘邵仍将“德行”置于才智之上。他的意见：德行应由内发，而仍必兼有才智。谓其本原乃出于人之天性，因此主张要“观人察质”。他意谓：要观察一个人，必注重观察其性格。此处察质之“质”字，其涵义犹不止是“性质”义，且兼有“体质”义。直至今日论人，犹有相骨、相面之说，此即观人之体质也。其人或厚重、或轻薄、或谨慎、或粗疏，皆从其人之体质与性质来。此种意见，实在流传迄今，仍为一般人所信奉。
但“观人察质”更有一重要处。刘邵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此两语实有深意。若论圣人，本即是一聪明人，目能视，耳能听，所视所听又能深入玄微，这便是其人之聪明。又如同读一书，各人所得不同，此即其人之聪明不同。圣人便是聪明之尤者。但在看一人之聪明之外，更应察其性格之能平淡与否。此语中极涵深义。从前儒家多讲仁、义、礼、智、信，把美德渐讲成了名色；至刘邵时便不再讲此，转移重点，来讲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之最高者，刘邵谓是“平淡”一格。此如一杯淡水，惟其是淡，始可随宜使其变化，或为咸、或为甜。人之成才而不能变，即成一偏至之材，其用即有限。故注意人才而求其有大用，则务先自其天性平淡处云察看。
所谓“平淡”，应可有两种讲法：一指其人之内心讲，即其人之所好、所愿望。如人都喜欢在某一方面有所表现，此人即是不平淡。以其不平淡，因而亦只能依其所好、所想望而成一偏至之材。又如人好走偏锋，急功近利，爱出锋头，此等皆是不平淡。必大圣如孔子，始是一真平淡者。惟其平淡，故可大受，而当大任。如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其“无可、无不可”。此即孔子之平淡也。刘邵说：“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此即或人批评孔子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也。亦可说平淡即是不好名，不求人知。刘邵此番理论，正是针对东汉人风气，亦可谓其乃来自道家。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人若成为一个“名色”，其人亦即只可有一种用，不能再作他用。此即违背刘邵所谓之中庸之德矣。故刘邵意乃谓：“人之至者，须能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此所谓达，即是达成我们之所希望与其到达之目标之谓。我们之目标与希望，惟有其人性格到一平淡境界时，始可达到。盖平淡之人，始能不拘一格，因应变化，故能达成其任务也。刘邵所用“平淡”二字，明是老庄思想；但其用“中庸”二字，则自儒家来。刘邵将此儒、道二家思想配合而自创一新说，此在汉儒中甚少见。
以上讲的是圣人，此乃承传统观念来。在三国时，一般人又多喜欢讲“英雄”，因乱世需英雄也。如曹操尝语刘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即时人尚英雄之证。据刘邵《人物志》意见：英，乃指其人之聪明；雄，乃指其人之胆力。如张良柔弱似妇人女子，乃英而不雄；韩信则是雄而不英。然英才之人不能使用雄才；雄才之人亦不能使用英才。必其其人聪明胆力相兼，方可谓之英雄。若不得已而必须分别论之，则英才较雄才为高。然必兼英与雄，始可用天下英雄之才，而得建成大业也。
刘邵又从功利观点来讲人之德性，谓其最可宝贵者，应在“爱”与“敬”两项。因凡人皆喜欢得他人之“爱”与“敬”，故此二者乃人之最高道德性格也。因若任何人能爱敬人，则能动获人心，道无不通，如此自然所遇无不顺利；故刘邵讲道德主要乃兼功利观点讲。他说如“仁”字，在单独讲时是好的；但合起来讲，则仁不如“明”。若其不明而仅有仁，则成无明，此说实亦有理。故孔子讲“仁”必另加上一“智”字。后人太偏讲道德，便失却孔子仁智兼重之义。仁、智必相兼，聪明与平淡二者亦必相兼，此皆刘邵论人物之重要点。
再说“平淡”二字。平者如置放任何一物，放平处便可安顿；放不平处则不易得安顿。淡则能放进任何物，而使其发生变化，不致拘缚在一定格上。总之，平淡之性格可使人之潜在性能获得更多之发现与成就。刘氏因此又说：“学”虽可使人成“材”；然成于此，即失于彼。此显然是道家义。刘氏又颇看不起“恕”字，彼意：若其人自己心上有了毛病，如何能“推己及人”？故说：“学不入道”；又说：“恕不周物”。这是他对儒家义之修正。
刘邵《人物志》一书，其中所涵思想，兼有儒、道、名、法诸家，把来会通，用以批评、观察人物。依刘邵理论，把道德、仁义、才能、功利诸观点都会通了，用来物色人材以为世用。此种讲法，颇与宋、明儒所讲德性之学只注重在个人内部之正心、诚意方面者并不全相同。所惜是后人没有将刘邵此一套学问更向前推进。此在刘邵思想本身，自然也有缺点：一是刘邵只注意观察人物，却不注意在各人之修养方法上。二是刘邵所讲，专注意在政治场合之实用上。他的眼光，已就陷于一偏。这可证明刘邵还是两汉以来单注意政治实用一方面的思想传统。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57—63页）唐长孺《魏晋才性论之政治意义》：
才性论所研究的问题为才与性的涵义以及操行与才能的关系。所以能成为当日论题重心者是因为与实际的选举制度有关，特别是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有关，所以魏、晋间的才性论不是空谈而是从实际政治出发又归宿于实际政治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新兴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