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案例背后，却隐藏着民意诉求渠道不畅的通病。显然，无论是“扎伤外国友人”案，还是“劫持县长”案，并非犯罪嫌疑人的本意。他们当然不想给中国人民抹黑，也不想成为犯罪嫌疑人。可出现类似反映诉求的手段，往往是民意通过正常渠道无法或很难上传解决，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末技做法。
2009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据调查显示，96.8％的网友认为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政府反馈不及时，有推诿塞责现象，沟通渠道形同虚设。百姓和政府交流、沟通的渠道不畅通，政府不问百姓事，将百姓置于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合理诉求无人满足的尴尬境地，势必“逼”出波及面较广的集体无理性发泄行为。
作为政府部门，理应做好公正的裁判员，为群众纾解难题，为民众排忧解难，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部门却模糊了自身角色，倒向民意的另一边。诉求渠道不畅通，出现走极端之路的案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当前中国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期，政府与民众、群众与群众、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有所增加，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致使政府有关部门有意无意地偏袒自身利益，导致对民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个人诉求，百般拖延或者干脆置之不理。长此以往，民众的诉求无法释放，持续累聚，积怨加深，必然会通过其他途径宣泄，于是“扎伤外国人”、“劫持县长”、“自焚”、“跳楼”等便成了群众在无奈之下伤人伤己的“杀手锏”。
或许通过类似的极端手段，引起舆论的关注，偶尔问题也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可这样的“胡作非为”，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对民主法治社会建设也造成了无形的伤害。倘若有关部门对此类事件释放的信号不加重视，采取类似极端手段释放民意的诉求还会不定时出现。
对没有话语权的群众而言，极端行为无疑涉嫌犯罪，但在这种极端的维权方式背后，也蕴含着令人心酸的民意诉求。对于不断上演的极端维权手段，当务之急就是要健全民意诉求的畅达渠道。
表面上看，从政府热线、信箱，到政府网站，社情民意诉求渠道比以往更为畅通，但事实上，社情民意诉求渠道还不尽如人意。
公众表达权被侵犯的例子并不鲜见。像曾被媒体曝光的某地农民向省视察领导反映问题被乡镇干部打成脑震荡、某地上访村民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而有难事拨打过政府热线或是给政府信箱写过信的群众，只有极少数人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反馈，对身边民情通道的畅通表示满意。许多人遭遇过相关部门推诿，更有一些地方政府热线电话千呼万唤打不通，邮件发出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正当的民意诉求如果得不到接纳与回应，那么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便难免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2011年5月，网上出现一则“姚安县五旬老人观音殿上供奉书记，跪求主持公道”的帖子。发帖者称：在观音阁的大殿上，发现了一位50多岁左右的妇人正对着云南楚雄州委书记肖像及观音神像，跪求帮忙主持公道，讨要抚恤养老金。该老人自称刘华英，她丈夫周柱光于2010年8月22日在去下口坝水库管理所值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因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有失公平，肇事司机找人对其家属进行人身威胁，丈夫因此含冤去世。此前有河南老太跪拜县长的网帖曝光以后，当地政府介入调查，帮助老太解决了女婿的医疗费难题，云南老人刘华英也以她为榜样，在观音殿上“供奉”官员，为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丈夫维权。
2012年8月14日，云南大理，13名孩子来到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孩子们手中都捧着一张要血汗钱的横幅标语。“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照片在网络传开后，立即引发舆论关注。最终，欠薪方清偿了欠款。
扎伤外国人、劫持领导、跳楼、自焚、供奉官员、娃娃代父母讨薪式的另类民意诉求与维权令人目不暇接，发人深省。
由于网络博客和微博的兴起，许多民意诉求转到网上，看似热闹，或许有效。其实，正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民意诉求的无奈与无“方”。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其实完全有必要借鉴国外公民利益诉求处理机制。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民可通过三个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代为反映；二是向行政机构投诉；三是提起诉讼。像美国，由于其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程度很高，诉讼是美国公民的主要投诉方式，大部分投诉都是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向议员或行政部门投诉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考虑到诉求应具有便捷性，方便公民低成本，像韩国政府建立了政府统一的诉求中心和全国性公民诉求在线门户系统；德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设立申诉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申诉委员会是德国议会中处理德国公民利益诉求的机构。
为提高基层官员对公民诉求的重视，实现公民诉求迅速、有效地解决，一些国家设置了信息可直达中央政府行政首长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这方面，韩国民愿委员会和美国市民服务办公室的设置非常值得借鉴。韩国的民愿委员会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法国在总统办公厅下设置了总统府通信局，负责处理公民给总统的来信来电，但不接待公民来访。
美国地方政府受理公民诉愿的主要渠道是设在市长办公室下的市民服务办公室和“311”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办公室的网站和电话全部向社会公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投诉信后，一般48小时内便会做出回复；如果是走访投诉，当即予以回复。
在瑞典，任何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人都可向议会调查官递交书面投诉信。
在美国，民政监察官（又称申诉专员)通过对公民投诉中立和独立的调查，为公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救济途径。加拿大联邦申诉专员署是设在联邦议会下面、完全独立于各党派和政府部门的机构，主要受理对联邦政府各部门在行政中的过失投诉。
上述国家相关领域的机构设置和机制设计经验，对于我们拓宽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提高公民投诉处理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和有效性，把公民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无裨益，也能极大地避免群众用另类手段，乃至极端手段解决诉求不畅的风险。
2.百姓眼里房价过高
“上帝拥有天堂，可是我们却蜗居在一间地下室里，而且还是别人的地下室。”租房的人这么调侃自己。这是无房者悲鸣方式的调侃。
那么，那些有房的房奴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吴飞是北京一家外企的职员，三十而立的他买了一套总价67万元的住房，首付30万元，月供2500元。买房前，已经工作6年的他“居无定所”，搬家都搬过好几回了，但是考虑到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所以“全家举债”淘到一套尾房，就此也把吴飞一家套在了房子中。
吴飞的新家位于北京市北五环之外，因为供房的压力，他们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搬进新家后只买了一台54厘米的电视和一台冰箱。吴飞远在老家的母亲已经开始念叨抱孙子了。“不敢生”，这是吴飞给出的答案，“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一旦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91.1%的人按揭购房，其中有31.75%的人月供占其收入的50%以上。他们由于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昏天黑地地忙工作，根本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什么叫按揭？这住房按揭，就是银行和开发商两把大手，死死地按住我，狠心地从我身上揭下一层又一层皮！”按揭这个词在中国，已经有了更加辛辣的解释。
中国指数研究院2012年11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刚刚过去的10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68元/平方米，环比9月份上涨了0.17%。
百城房价平均上涨仅为0.17%，但是北京、上海、广州的一线城市价格环比涨幅是0.51%，是平均水平的三倍。据业内人士分析，一线城市房价反弹的压力会更大。
虽然房价不大可能出现全面大涨或者是暴涨，但是房价依然站在高山顶上。
另外，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的全样本调查数据，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363元/平方米，86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14个城市环比下跌。数据显示，房价榜前十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列离婚榜前十。其中，北京、深圳、重庆的房价排在全国前三位，而在离婚率榜上也刚好是前三名。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高房价与高离婚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可是人们愿意将两者联系起来，也在宣泄着对高房价的不满和对高房价透支未来幸福的担忧。
高房价也让适婚青年结不起婚。
要结婚总得有个爱巢吧。如果结婚时没有住房又买不起怎么办？按照中国青年报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结婚主力“80后”)的数据，多达35.6%的人选择“不结婚”。可是，在房价一涨再涨的当下，要求涉世未深而经济实力有限的80后独立买房，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热播的电视剧《蜗居》里，婚姻被房子折腾得支离破碎的女主角愤愤说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然而，“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更早的《甲方乙方》电影里，有这样的经典对白。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2429人(79.5%的人为“80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超过7成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因为没房不结婚的人很多，超过5成人认为“80后”夫妻会因为没有房子不幸福。
房价的过快上涨不仅助长通货膨胀，而且使银行严重依赖房贷，加大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还造成人民币购买力严重失真、严重低估之假象，形成美、欧各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不讲理”压力。高房价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隐患，遏制房价过快增长，让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可持续发展，无疑十分重要。
高房价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高房价导致暴力拆迁事件不断出现，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高房价导致财富向富人集中，扩大了贫富差距。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
高房价使房子的经济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助长了一些人的投机心理，也埋下了社会隐患。
高房价甚至改变了年轻人的择偶观，成为婚姻财产纠纷的根源之一。一些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在择偶的选项排序上，不得不把房子放在第一位，而将人品、才华、年龄、相貌等往后排，这从客观上造成了很多“畸形婚姻”。近年来，因为房子而引发的假结婚、假离婚案例比比皆是，再次证明了这种择偶观对婚姻财产分配的负面影响。
专栏作家刘植荣曾撰写《论高房价的十大罪状》，列举了高房价的十宗罪。
罪状一：高房价吞噬公民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一生积蓄；
罪状二：高房价损害公民身体和精神健康；
罪状三：高房价降低中华民族的整体竞争力；
罪状四：高房价影响社会和谐；
罪状五：高房价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罪状六：高房价助长腐败、贿赂等犯罪；
罪状七：高房价造成多种资源浪费；
罪状八：高房价破坏环境影响减排；
罪状九：高房价诱发贪婪的欲望；
罪状十：高房价可能会让政府失信于民。
经济学家韩志国2012年11月2日表示，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韩志国认为，整整一代人买不起房，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潜在危险。流动性泛滥与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中国成为房价与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房价不大幅下跌增长瓶颈就难以解除。房价下不来的原因是，担心房价暴跌导致银行坏账剧增，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韩志国说。
如果任由推高房价的利益共谋方肆意妄为，其结果只有一个，投机投资者即将房价推到彻底疯狂，在最高峰将其转嫁给基本居住需求者，尔后反向做空，导致房价大幅暴跌，制造国民负资产悲剧。1990年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都制造了类似的悲惨事件，不仅千万人财富梦想破灭，金融系统也遭受重大冲击，特别是日本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多年后都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其实，在巨人般的高房价面前，谁都成了侏儒。即使是富甲一方、威风八面的房地产商，也逃脱不了被当成小丑一样被戏谑的命运。在2012年10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像地产大鳄王石、潘石屹、任志强纷纷卷入婚姻内外、真真假假的新闻之中，被高房价裹挟的满腹怨气的大众一下将他们从地产界打入了娱乐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