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有关弘一法师的出家，也非如一般所以为得那样突兀，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或以凡俗之情见来窥测，简单地以家庭变故、理想破灭、遁世逃避等相究。即使像夏丏尊先生这样的弘一法师好友，对弘一法师的出家一度也表示困惑、遗憾，足见圣凡暌隔，世人对于人生向上一着的价值大多缺乏认识。其实，撇开佛教所讲的三世因缘不谈，弘一法师之于佛教，早在童年时就有所接触。据记载，筱楼公临终前，曾嘱家人延请僧人于榻前诵《金刚经》；临殁，无有病痛，安详而逝。灵柩留家七日，又每日延僧诵经超度。时弘一法师虽年仅五岁，但无疑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后人回忆，孩提时的李叔同，以后即因此与同龄儿童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据上座，俨然一大和尚模样。又师之大侄妇（年岁大于弘一）早寡，从某居士学大悲咒、往生咒等，时师年约七八岁，常相随一旁，耳濡目染，竟亦能背诵。而在弘一法师出家后，法师的俗家道友蔡冠洛居士，为撰弘一法师年谱，曾于民国20年向师做过一次访谈，法师在与蔡居士话及他对佛法的信受与出家因缘时回忆道：“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及慈亲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应该说，出家前的李叔同先生对佛教的理解已非泛泛了。华严座主应慈老人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民初在清凉寺讲《华严》，居士之中能得其堂奥者，李叔同一人而已。”华严理论深奥繁难，一位在家者能得到一代宗师的肯定，此足见其对佛学必有非同一般的造诣。如此等等，说明俗世的李叔同之最后走向学佛出家道路，其背景是多重的，其所给予我们可作为探究人生究竟之问题的启迪也是多方面的。
更需指出的是，上述种种，多少是以一般的世俗知见来分析弘一法师的出家因缘及其抉择的。倘若我们再深入一层，从人生的究竟义上讨论弘一法师出家原因之根本，那么丰子恺先生的人生“三层楼”之喻可谓形象透彻。丰先生认为，人生的境界大致可分三个层次，即“三层楼”：重物质生活的住一层楼，“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如继续想“爬上二层楼玩玩”的，即追求一种精神的生活，则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登三楼的则完全是向往灵魂生活者，“他们做人很认真”，不满足于一般的“物质和精神”，而是要探寻人生之究竟，“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这也就是一般常说的穿透人生，勘破红尘，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用逃世、消极一类词来说明的。作为弘一法师的俗家弟子，丰子恺先生在说清了三种人生类型后，径直指出，弘一法师就是生活在“三层楼”的“最好的一个典范”。这就是说，对于弘一法师的出家，我们应该是赞叹、敬仰，应该像夏丏尊那样去体认他的伟大，为众生感到“稀有的福德”，“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
回归主题，我们要说的是，作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无论是他所选择的人生之路，还是人格（僧格）的炼就，既是一种“宿因”，也是有其内在的原因可寻找的。而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弘一法师人格（僧格）成就的内在逻辑与它的一贯性，那么，接着谈论出现在弘一法师身上那种僧俗共尊的特殊现象，自然就方便得多。
三、对“方外二杰”说的分辨——谈认识弘一法师的维度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的时期，即所谓中国社会经历着数千年未遇之大动荡、大变局，传统的一切都受到了冲击与挑战，整个社会失去了中心与重心。然而，历史往往就这样充满着吊诡，在一个价值失衡的时代，却最会出现那些具有标杆式的，能引领或至少能给出世人一个价值理想世界的人物。同时也最能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敬重。对于这一特点，虽说话常带尖刻，但也常不乏深刻的鲁迅说过：“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这好似有点像生理医学上缺啥——需啥——补啥的现象。这也确实解释得通，因为人有两面性，虽然一方面有惰性，另一方面无不或显或隐地有希圣希贤的向上之心。这就好比一般人虽然认为做英雄代价太大，但还是会崇拜英雄，而不会自甘堕落地去当强盗；虽然觉得圣贤遥远，但还是会以圣人为崇高，决不能没有是非地去追随恶魔。
人心向善，人心本善；良知乃人所固有，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这非浪漫的理想主义，更不是一种美好的预设。不必讲太深奥的道理，试想，如果我们人类自己对自己都没信心，那么我们有关此类问题的讨论还有何意义，我们今天来纪念弘一法师又有何必要——一切都是白搭。
回到有关时代的话题上来，晚清民国思想文化界可以说是大师如云，名人辈出。相比俗界，佛教界同样也呈现出一种兴盛的景象，名僧高僧特多。然即使如此，弘一法师仍可视为佼佼者；不仅如此，弘一法师几无异辞地受到僧俗两界的尊重，在佛教界也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的。正由于此，我称此现象为“弘一现象”。笔者曾在一篇也是谈弘一法师的文章中提到过同时代几大高僧各自在社会上受尊重的原因及其特点，并因此而说明“弘一现象”的存在与缘由。现再可结合《弘一大师永怀录》中的有关文章补充一点这个话题。
在弘一法师当时乃至以后直到今天，社会上有将弘一法师与另一同时代的名僧苏曼殊相提并论的。如在弘一法师圆寂后有一位文人（又是学者）陈祥耀先生在一篇题为《纪念晚晴老人》的文章中这样说过，对于晚晴老人（弘一法师），他是怀有“虔爱”的，其原因不在于好佛，因为他一般是不问“所谓‘正统’的，抑或‘外道’的”，他之“推服着佛门的三个法师（太虚、弘一及曼殊）”，全是因他们的才学而定。然这样的理由有其不相应处。虽说每个人的价值观各有不同，对人与事的喜好也各有标准，但既然说的是法师，是佛门中的人物，自当首先就得从所论对象的身份为依。太虚大师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高僧，虽然他在当时佛教界内部可以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但其对佛教的贡献与在佛教中地位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在教内外一般也不予怀疑。在民国时代就已有将弘一与太虚同列为四大高僧中的人物，相提并论，自是有其一说的。
至于苏曼殊，弘一法师在俗时与他有交往，并曾同为南社的骨干，柳亚子先生称他俩为“南社两绮人”。据说曼殊在创作《断鸿零雁记》时也尝就正过李叔同，先生对之还加以润色（按：《断鸿零雁记》最初即发表在《太平洋画报》，时李叔同在此报馆任编辑）。又，李叔同与苏曼殊都曾在《太平洋画报》发表过作品，当时即有“双绝”之誉。总之，他俩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与成就确有一定的共同性与可比性，此所以在民国时候有“方外二杰”之称。
然而，就像梁高僧慧皎法师所指出的，名僧与高僧各有不同的内涵。在近现代的文学史上，苏曼殊无疑有他的地位，当可称得上是位名僧，但他在佛门中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高，实不足以高僧相称；甚至可以说，如果苏曼殊没有文学上的那些成就，时人乃至后人可能就不会提起他。事实上，在曼殊的生前生后，佛教界对他并没有太多的重视。曼殊谢世后，由于柳亚子父子等的努力，为之搜罗遗作，出版全集，编撰年谱，使曼殊得以传世。然这些都是出于曼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属于俗世间的事，其影响也是局限在世俗范围内的。而弘一法师在出家前也是精于艺事，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说还广于曼殊，但这是世俗的事业，出家后则严持戒律，一丝不苟，自觉“摒弃俗务”，与世间一般的艺事基本无涉，自我定位明确，这与苏曼殊就全无相同之处了。虽说法师在出家前的种种事业，在艺术上的成就，对他以后的影响关系甚大，说他名僧也没错，但一旦高僧的性质凸显了出来，“名”就被“高”所盖去，“高”过于“名”，自然是称“高”而不“名”了。弘一法师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一位佛教高僧，是他对佛教的贡献，至于那些在俗家时的成就，最多只是扩大弘一法师名声的助缘，或更确切地说，全部化为他作为一位高僧的社会形象与影响的善增上缘而已。或许这是由于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光芒掩盖了他在俗世的事业与成就，但我宁可认为这是道德力量所致，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人类向上一着之心始终未失的缘故。总而言之，如今人们在提起弘一法师的时候，一般都不太会去涉及法师那些纯世俗间的事，社会各界人等无不将他作为佛门高僧来尊敬，来纪念。所以，“方外二杰”之称是不确切的，将俩人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
其实，上述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如陈心纯先生《弘一大师与曼殊和尚》一文，是文开篇伊始就这样说：“一般人往往会将不久前示寂于闽南的当代律宗硕德弘一大师，与当年的曼殊和尚相提并论，同列于高僧之俦。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错误，真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了。”文章接着对何为“本”何为“末”作了解释：“‘本’，是指一个‘高僧’所绝对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精严的戒律而言’”；“‘末’则是指弘一大师与曼殊和尚所同具的艺人的‘才华’而言。”毋庸多言，弘一法师自是“本”“末”兼备，可谓“无欠无缺”。而曼殊和尚，如站在艺术的立场上看，他的才情，他的气质，“真是凤毛麟角，稀有难得，值得我们崇拜赞叹。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受过戒的出家人看，而从严正的佛法的立场上来批评时，那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可见，我的这一判断凡对佛教稍有认识者都会如此。
本文之所以从外界评价的一个角度对弘一法师与苏曼殊做这样的比较分析，一来是借此以说明弘一法师之能受到僧俗共尊，是有其一贯的、非同一般的理由，即是以人格的内在力量为其根本的；同时也是想通过这种僧伽内部之间的比较，来说明体现在弘一法师身上那种僧俗共尊现象的确具有特殊性，是“弘一现象”的最基本特征，值得我们探究；第三则是引出下节所要谈论的也是本文之要旨的话题，即在道（指人生之道，生命之道）学系统中，或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人格（僧格）的力量在其中的价值与意义。
四、他人眼中的弘一法师
大凡圣贤，其在道德操守与人格魅力上必有其超于一般的过人之处。必须指出的是，说超于一般，并非意味人性存在高低的差别，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人格的炼就与高低，关键在于每个人的修养。至于人格所造成影响的大小，虽然端赖各人的人格特性决定，但与由各人不同的人生经历而带来的不同因缘，毫无疑问也是有着莫大之关系的。这一点我们从弘一法师身上，即从“弘一现象”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关“弘一现象”的形成，笔者曾在《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一文中已有过具体的介绍，本节不再细论，在此略加概括后，即引到人格与僧格及道德示范的意义与作用这类话题上来。
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去精英化、非道德化时代，纯粹谈论道德谈论理想人生问题好像已经落伍，甚至有点可笑了。功利与势利相纠结，世人对价值问题的考量，无不受到私利的纠缠或功利的干扰，即使偶有将之与道德相结合者，不是被归为另类，就会以为是迂腐。但正是那种价值理想的贬值与道德的缺失，恰恰是当今社会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价值几乎完全失衡的社会，笔者认为就更有必要谈谈“人能弘道”即道德人格的时代意义这个看似不适时宜的话题。好在“弘一现象”生动实在，具有典型意义，这对于我们正面认识这类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前面已经说过，在晚清民国众多高僧中，弘一法师之受到世人特别的推崇，乃是与弘一法师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年轻时的李叔同先生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俨然是一位翩翩佳公子，中年出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一时间自然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又因为弘一法师出家后所选择的是一种与在俗时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更容易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好奇；更由于，出家前弘一法师的生活经历丰富且多彩，各类因缘也较多，同时又有较长一段时间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与教育事业，成就斐然，影响广泛，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弘一法师的青睐，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能引领时代，更使这位选择遁世修行的高僧竟成了“公众人物”；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弘一法师本身道德修为的非同一般，他的人格光芒，赢得世间各方对他一片赞叹声，任谁都视弘一法师为道德之典范，实乃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