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
胡安国的《春秋》学独树一帜。本文认为，胡氏有志于匡济时艰，故明确申发“匡世”、“尊王攘夷”以为《春秋》“大义”，是以理学而诠释《春秋》的典范之作。
而胡氏之学，则实由史学而入于理学，强调在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中寻求智慧，通过个体在生活实践中的道德躬行而体达崇高的性与天道，从而将理学与史学整合汇通，构建了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与工夫论思想。胡安国作为湖湘学派的开源人物，其整合史学与理学的思想，则为湖湘学派的发展定下基调。
张琴，女，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
湖湘学派初创于两宋之交，胡安国（1074-1138年）于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为避战乱而迁居湖南衡山，造碧泉书院于洞庭之南、潇湘之西，遂开南宋湖湘学统之端绪。胡安国注重援理学诠释经史，显扬《春秋》为“存天理、遏人欲”之“传心”要典，倡导“见诸行事”的实学风尚。一般认为，胡安国偏重于史学的研究，于性理之学较为疏忽。实则胡安国对于性理的哲学思考源于史学研究，并体现为一种独特的融贯史学与理学于一体之实学精神，这种实学精神主要表现于理学之外在的审察推拓与内在的察识涵养两个方面：胡安国重视于史事与现实经验中显扬义理，反对泛谈性命义理之理学流弊，强调理学的实际效用与经世理念；另外，胡安国注重内在心体的发扬，强调道德践履，主张“事事致察”与“尽四端以成性”内外兼顾之工夫论。胡安国所倡导的融经史与理学于一贯的学风，对湖湘学派以及南宋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春秋》之天理人欲——“史外传心之学”
南宋张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学，伊川（程颐）开其端，刘质夫（刘绚）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由此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为自程颐以来以理学维度诠释《春秋》之集大成之作。胡安国将自《春秋》史实中总结出的是非、善恶、正伪的冲突统统归于天理与人欲的矛盾，由此他将“存天理、遏人欲”标榜为《春秋》“大义”。这种以理欲范畴统摄《春秋》大义的诠释方法使得《春秋胡氏传》（以下简称《胡传》）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安国《春秋传序》开宗明义道：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
安国曾进奏高宗曰：“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胡安国认为，孔子之世礼崩乐坏，乾坤倒置，人欲炽盛而天理消亡，而宋室也正处于此种相似的危难境况中。胡安国历三十余年用功于《春秋》，于晚年六十一岁时最终完成《春秋传》，并得出《春秋》乃“史外传心要典”的结论。圣人笔削《春秋》之宗旨在于昌明“存天理、遏人欲”的“大义”，为后世开太平之良方。就胡氏的理解，圣人所传之心就是天理。理又是以先秦孔孟所倡之礼为具体内涵的，礼之形而上的意义就是理，存天理就是复礼。在胡安国的时代，“复礼”有着尊王攘夷、经邦济世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胡安国力谏高宗须讲论《春秋》的目的所在。
史学与理学的长期浸润养成胡安国重视开物成务而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与亲民情怀。他认为，传续“圣人之心”就要以经世济民为职志，《春秋传序》曰：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春秋》）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胡安国认为，《春秋》“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胡安国倡导《春秋》，正因《春秋》具有指导国家实行王道的事功价值。他认为：“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安国期望《春秋》“大义”的昌明能改变宋室长期饱受辽金等外族欺凌的积弱局面。胡安国的这种思想取向对胡宏产生了巨大影响，胡宏在《知言》中谈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知言》卷四）《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若何？曰：圣人者，以一人理亿兆人之德性。息其争夺，遂其生养者也……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卷六）
《春秋》的主旨在于“清人欲、复天理”，所以仲尼笔削《春秋》以传承此心此理。
而人心本与圣心同然，在通过研习《春秋》体贴圣人之心的同时，也应反求自心，完成对自我本心本性的体认。胡宏重视义理与经史的实践价值，他认为，“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而已矣”。论学必贴切生活，必应用于生活，这正是《春秋》给予胡氏父子的共同启示。
胡安国研习《春秋》十年后，曾四处索求有关《春秋》学的著作以博取会要，偶得程颐《春秋传》，发现其主旨与自己平日所思考相符合，由此“益自信，研穷玩索者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春秋胡氏传·纲领》罗列安国所推重的七位《春秋》大家为：孟子、庄子、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与程颐。其中，庄子为道家，王通为主张“三教合一”的思想家，这表明胡安国《春秋》学有兼容儒释道三家思想精粹的特色。七家中，安国推孟子为首，而对程颐着墨最多。程颐以理诠释《春秋》的方法对胡安国影响极大。程颐语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程颐主张从史事中体认“是非”——事理法则，再由具体事理的认识脱然贯通至天理的体达。安国说：“《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俱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则见圣人所书之意。”他认为，孔子虽未明言雷震、大雨雪等天象异常的原因，但《春秋》直书灾异与政事相应，这于客观上体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安国所谓“响应之理”就是“天理”，而“天理”的表征与传达就是孔子借《春秋》所明喻之“圣人之心”。安国的这种思想在二程那里也能寻求到理论依据。程颢明确标注《春秋》为表征“圣人之心”的经典，他论曰：“开元秘书言《春秋》者，盖七百余家矣。然圣人之法，得者至寡，至于弃经任传，杂以符纬，胶固不通，使圣人之心郁而不显。”由此可见，安国对二程《春秋》学思想的继承。
《春秋胡氏传序》云：
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苟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
胡安国认为，心具有超越时空的本体意义。圣人之心与我之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以我之心去“权度”研习圣人经典，则我之心与圣人之心能最终相互契合印照。浙东学巨擘吕祖谦后来说：“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推而至于盘盂之铭、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吕祖谦主张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而解读历史主体之心，通过经典的解读而契入圣人之心，这与胡安国的思想有着极高的契合度。与此相反，朱熹则一向反对在史论上大做文章。他认为《春秋》难看，难以领会，甚至认为《春秋》并无何玄妙义理。朱熹要求弟子读《春秋》如“看史样”，这恰好与程颐、胡安国的意见相反。有学生问及朱熹对诸家《春秋》解义的看法，他说：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尽信不及，知得圣人意思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之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朱熹不完全认同胡安国将《春秋》定位为“史外传心要典”的观点。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所记皆是史实，而当今学者从史事上推究《春秋》“大义”与“圣人之心”，都只沦为自家臆测而不能有所信证。从朱熹与胡安国、吕祖谦对于《春秋》的治学态度，也可体察闽学、湖湘学、浙东学之间思想旨趣的异同。朱熹对诸位学者包括罗从彦所著《春秋说》均评价不高。虽对《胡传》略有微词，但他在根本上对《胡传》予以了肯定：“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又论《春秋胡氏传》“大义正”。清代学者认为朱熹的评价比较中肯，乃“千古之定评”。董平先生谈道：“（祖谦）重视由‘理’向‘心’的理论转换，并进而由‘心’向‘史’的领域推进，事实上便亦体现为祖谦学术维度之拓展的基本脉络。”重视心体的发扬以及史学与理学相接洽之治学风尚也正是湖湘学与浙东学共通的学术旨归。湖湘学早期的这种路线由胡宏所继承并发扬，胡宏在《皇王大纪序》中论其家学渊源云：愚承先人之业，辄不自量，研精理典，泛观史传，致大荒于两离，齐万古于一息，根源开辟之微茫，究竟乱亡之征验……史之有经，犹身之支体有脉络也。《易》、《诗》、《书》、《春秋》，所谓经也。经之有史，犹身之脉络有支体也。支体具，脉络存，孰能得其生乎！史为“身体”，经为“脉络”。历史的展开是天道呈现自身之现实经验之存在形态。《春秋》记述史实，同时也忠实地呈现了天道与圣人之心的实然形貌。史学与理学的接洽与整合给予胡安国独特而宽广的思考视域，他反对不从经史入户而耽迷于玄谈义理的治学方式，主张义理贯穿于人事、道与日用常行的生活实践相结合的实学精神。胡宏受其父的影响，从早期喜于性命义理而逐渐向史学与理学并重的治学路线转变。后来，张栻（胡宏高弟）概括湖湘实学之精神内涵道：“圣门实学贵于履践，隐微之际，无非真实。盖所谓存乎德行者也。”“圣门实学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由此可见，这种强调循序渐进之穷理过程、重视道德践履的实学精神经由门人子弟的传承与发扬而成为湖湘学派的问学特色。
“事事致察”与“成性”相结合的工夫论
胡安国由研习《春秋》而认识到圣人传心的目的是为了“存天理”、“正人心”。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天理”与“圣人之心”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安国强调：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万象毕见，则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
致知穷理是为学之始要，知至理得，则本心之显露与天理合一。心与理合，则心与宇宙万物自然无内外之分别，行为造作无不符合天理与本心之实然。这种“浑然与物同体”的超然境界，正是圣人之心的境界。胡安国认为，这种心与理相契合之精神境界的体认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
胡安国强调通过考察史实与人事而形成正确的事理认知，从而“脱然”贯通达得天理。另外，胡安国也主张从内心的发见体认“仁之四端”，并将之扩充至于本心之全体，从而实现圆满真实的人性。这两种修养方式都同样注重“察识”的工夫，察识的对象——“物”具有跨越时空、涵盖宇宙一切万象的广泛意义，它不仅包含外在的客观经验存在，也包括自我之心。胡安国的工夫论思想主要源自《春秋》与《孟子》，主要表现归结为“事事致察”与“尽四端以成性”两个方面。
（一）“事事致察”与“一以贯之”的穷理进路
“察识涵养”的工夫论为湖湘学的理论特色，这种修学方式由安国所倡导。
胡安国不反对佛门宗派的“顿悟”法门，但在实证中，他仍然提倡“渐悟”、“渐修”的修学方法。胡安国与友人谈论道：
学佛者，其语则欲一闻便悟，其行则欲一超直入。纵有是理，必无是人。如舜，可谓上上根矣，然犹好问，犹察言，犹取诸人以为善。独闻斯行之，若决江河，与人异耳。今以中才欲了此事，不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求之，则亦何以异于谈饮食而欲疗饥渴乎？胡安国认为，“一超直入”只于理论上成立，但在实际践履中，致知穷理却是一个知与行逐渐融贯的经验过程。即使是如尧这样上根之人，也须以致知为修学始要。在认识论方面，胡安国既注重笃行渐修之格物穷理，也强调事理融贯的“一以贯之”。胡安国《答曾幾书》曰：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
无所不在者，理也；无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心与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备，反身而诚，则心与理不违，故乐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时合序，则心与理一，无事乎循矣，故一以贯之，圣人也。
子以“四端、五典每事扩充，亦未免物物致察，犹非一以贯之之要”，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犹释氏所谓不假证修而语觉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