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渡的士人而言，浙江的自然山水是他们过去所未曾遇见过的。这里既有平畴旷野，更多崇山峻岭，激流飞湍，自然清韵，茂林修竹，骨格清奇；山川风物，在南渡士人的眼中，立即转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促成其玄想的遐思，几乎就是理之所必然而情之所当然的了。在这种审美的观照之下，自然山水已脱略其作为山水的本然情态，而成为其逸兴遄飞、高飞远举的触发物，成为其纵横开阖、无尽玄思的象征物。稍稍翻阅如《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到当年南渡士人置身于浙江山水之中的那种无限喜悦之情。王献之（字子敬）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恺之（字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则已然成为千古名句。王胡之（字修龄）官吴兴太守，“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孙绰（字兴公）游天台山，极震撼于其“神秀”，“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俛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正是这种置身于特定自然山水之中而触发的独特情怀，使山水本身既成为审美的观照对象，也成为个人情感的表征，从而直接促成了中国诗歌与绘画的“山水转向”，而有了山水诗、山水画作为独立艺术领域的开辟。书法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也诞生于“天朗气清，蕙风和畅”之下的“崇山峻岭、茂森修竹”这一独特的山水氛围之中。更宽泛地说，如果我们认为诗歌与绘画艺术的这种“山水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玄学时代的抽象玄思向山水审美的感性转变，自然的清幽、灵动、飘逸、玄远成为抽象玄思的感性形式，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乃代表了不同文化理念在新地域境遇之下的一种新的融会形式，则谢灵运便又恰好站到了这一时代风尚的前列。这一新风尚不仅导致东晋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小品化”取向，而且因追求词藻声韵之美而成为美文学的典范。声韵之美的寻求与源于印度佛教文本的翻译而导致的汉语声韵的重大发现相互融会，最终使沈约建立“四声八病”之说成为可能，从而为近体诗歌的格律奠定基础，则又同样可被理解为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新成就。
就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而言，浙江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主要传承区域，同样集中在吴兴与山阴两个主要的文化核心地带。尤其是山阴贺氏家族、吴兴沈氏家族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有趣的是，浙江的经学研究似乎从那时起就特别专注于“三礼学”，重视制度在现实境遇之下的意义转换，并因此而与史学领域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其独特传统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这一经史学术传统，我们将会看到，到了宋代，随着儒学新领域的开辟与思想阐释的新维度的建立，便又有了全新的发展，同样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而令世人瞩目。
就浙江文化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所呈现的宏观形态而言，“多元融合”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南北地不同学风之下的不同学术成就，不同地域当中的不同文化因子，不同文明传统之下的不同文化理念，都在浙江这一特定的地域之内发生着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与整合，这种整合为传统的更新、思想的创新与文化新形态的出现造就了基本前提。正因此故，基于多元融合的思想整合既呈现为浙江地域文化形成其区域特色并获得其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也呈现为地域文化传统在历史过程中获得其自身传续与绵延的内在机制。
三
浙江地域文化作为中国大文化系统的“局部呈现”或“构成部分”，显然无法脱离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唐代规模之宏阔是超越前代的。虽然人们通常都将汉唐并称，但这两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文化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汉代（以武帝时代为典范）体现出某种更为强势的自我张扬意识，那么唐代（以盛唐时期为典范）则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受纳的雅量。“自信”作为其某种意义上的共同实质，却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正是宽容与受纳成就了唐代自信、自尊而又气魄宏伟的文化性格，正是这种文化性格使唐代文明达到了历史上未有的高度而成为具有强文化辐射力的中心。
宽容与受纳同时就是文化心态上的开放。对不同文明的宽容接纳与广泛吸收，基于文化间的广泛交往与交融成就了唐代文明的广博浩大。长安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汇聚、交流与融会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产生世界影响的辐射中心。对包括印度在内的西域文明的普遍接纳，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再次输入的浪潮，从而使佛教的繁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文化现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交互涉入，必然造成普遍文化心态的调整与转变，从而造成一般文化结构的调整与转变。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固有文化形态的基本结构，从而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格局之下的多元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一普遍背景，毫无疑问同时也是浙江地域文化在唐代获得其自身发展的基本情境。
就整体而言，隋唐时代的浙江文化既延续了东晋南朝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优势，而又在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宗教文化的整体发达以及不同形态之间的互渗含融继续呈现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现象。天台宗已经完全突破地域的局限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派当中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对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建立产生理论上的深层影响，而其本身则因摄入《大乘起信论》的真如不变随缘义而有义学方面的再次突破，也因此而与华严宗所明义理有深层交涉。由嘉祥大师吉藏所开创的三论宗，其理论的基本完成时期是其住持会稽嘉祥寺期间，而又因入长安而影响北方佛教界。清凉大师澄观对华严宗法界缘起学说的深入阐述，明确了“四法界”之说，又以“四法界”而摄入“一心法界”，为华严宗完整的理论建设的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禅宗自分南北，顿渐成为争端；然以洞达心性为本，实可谓殊途同归。一花五叶，遍及南北，而曹洞、云门、法眼的开派宗师，竟皆归浙江僧人。山山水水，丛林遍布，心心相印，灯灯相承，浙江佛教诸宗派的繁荣发达，非但盛况空前，而且蕴蓄并体现着郁勃的生气与旺盛的理论创新能力。降及五代，吴越成为佛国，杭州成为“佛都”，浙江同时成为国际商贸及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口岸；而当教禅分歧趋于分明，互相是非渐成风气的情况之下，折衷诸说以维护佛教内部的统一性成为思潮，永明延寿以心宗权衡诸家之说，标揭禅教一致之旨，竟开佛教内部诸不同宗派相互融摄的时代新风。
随着佛教的繁荣，道教也取得长足发展，而儒道之间的进一步交融涵摄正为唐朝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浙江道教源于在东晋南朝时期的稳步发展而成为道教文化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由于司马承祯南下浙江而修道于天台山，倡导“重玄”之说，别开道教天台之派，天台山遂成为佛道文化交相融摄的文化名山。道教的理论建设，不论是由早期符箓说向丹鼎说的转变，还是由外丹说向内丹说的转向，浙江道人的贡献都是重大的；重玄理论本身可视为内丹学说的理论结晶，而其本身也体现为佛道理论相互融会的思想成果。而杜光庭等人，则不但对道教理论有重大贡献，而且整理斋醮科仪规范，对道教的制度建设同样作出重大贡献。
唐代的雍容典雅及其宽宏的容纳气度所展现出的豪迈与激情，体现在文学上，使唐代成为诗歌的时代，诗歌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浙江的自然山水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情感触发物，“唐诗之路”上的歌咏，峻奇秀发，令人骨爽神清，遐思无限，同时也涵养了大批富有才情的浙江诗人与文学家。然自初唐骆宾王而至于晚唐罗隐，浙江诗人非但描摹风物、吟咏性情而已，同时关注民生，以诗笔批评现实，或倡导以清新峻健之笔挽救诗风的软柔绮靡，或以诗歌为时代的咏叹而对人间的不公以辛辣嘲讽，往往开时代风气之先河。浙江的文学创作，形式多样，可谓丰富多彩；风格各异，可谓皆有矩度。虽在小说创作领域，浙江作家也勇于探索，为“传奇”这一独特的中国文学样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作出了可贵贡献。
艺术形式总随时代风气而流转，诗歌如此，书画也是如此。唐代雍容富丽的时代风尚、崇尚佛老的思想情怀、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既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也为艺术风格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仕女画”作为人物画的一种新形式，特别繁荣于唐代，而陈闳的创作，则线条柔和细致，人物神情毕现，非但可见其优美雅致之体态，更为画法技艺的成熟提供典范；“罗汉画”又为人物画的新形式，而贯休的创作，则突破旧式而别开生面，往往庞眉大目，神态各异而皆为逼真，线条沧桑而又柔和，枯寂而不干涩，富有独特的生命意趣，引人生无限遐想，成为后世竞相模拟仿效的典范。中国的山水画几乎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具象描摹的束缚，而写心中之山水以直抒胸臆，至于唐代，佛道之情怀被融入山水画的创作之中，境界大转，或玄远缥缈，或平野旷远，或水天相接，或幽邃空寂，虽非真山水，而其境界之宏阔辽远，夐绝空灵，竟非真山水所能表达，而山水画的艺术手法，至于孙位，已可谓臻于成熟。至于书法艺术，无论真行草隶各种书体，浙江书家如虞世南、禇遂良、徐浩等人的作品，皆为后世垂范。而孙过庭所作《书谱》，则不仅其本身为书法艺术的杰作，更为浙人重视理论探索以求创新的传统精神在书法艺术领域的体现。
就唐代思想文化所呈现的宏观样态而言，实在是以佛教与道教为主的宗教文化的强势繁荣为特征的，传统的儒家学说，虽然在公开的舆论上仍然居于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而且朝廷对于儒学也曾予以倡导，如武德二年（619），高祖下诏于国学立周公、孔子二圣之庙；至太宗时，儒学风气较前稍浓，特设弘文馆，征虞世南等“十八学士”，太宗“听朝之暇，引入殿内，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但相对于宗教文化的全面鼎盛而论，则总体上仍显得有所衰退。但此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一点是，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形态，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来源，同时也是人民日常生活当中所表达与体现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来源。因此，儒学在整体文化结构中所表现出的衰微状态，显然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它作为价值体系或观念系统之核心在生活实践上的实际衰退，儒学仍然是以它本身的某种独有方式（如经学）在传续的；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文化的普遍发达与繁荣似乎呈现出“淹没”儒学的现象，尤其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当它普遍渗入于一般民众、士大夫以及最高统治阶级的意识与生活的情况之下，会对儒学的传统价值体系带来弱化甚至解构的危险，这种担忧显然也并不是多余的。因此我们看到，到中唐时期，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主体”意识在佛教的普遍繁荣局面之中重新崛起，其代表人物正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辩”被再次提起。韩愈提出“道统说”，其真实意图是要重新追回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的圣人之道，重建中国文化本身的“主体性”，重新确立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程能够确定地建立于中国自身文明传统与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唐代宗教文化普遍发达与繁荣的现象背后，自韩愈开始，作为一种时隐时现的思想潮流而存在的儒学重建与复兴运动，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虽然这一思想潮流在唐代并没有真正取得成效，但到了宋代之后，经过一大批思想家的积极努力，儒学的重建成效卓著。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浙江的地域文化在思想学术领域之中硕果累累，以其独特样貌挺立于学术之林，既张扬了浙江文化的地域传统与鲜明个性，又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总相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
就中国文化历史运动的宏观过程来看，宋代的主题可以说是重建与发展；这是一个文化主流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全面重建的时代，也是一个基于新的思想形态与价值核心而获得不同思想层面的多元开拓并取得丰富成效的时代。
就浙江的地域文化而言，则宋代是其自身的地域性特征在文化各层面均获得充分而鲜明的表达并达于全面鼎盛的时代。如晋室的南渡曾为浙江地域文化带来富有生机的文化因子而促成其总体发展一样，北宋政权解体而建都于临安（杭州），尤为浙江地域文明的长足发展带来了历史契机。随着宋室的南渡，不仅是大量的“中原衣冠”南来而流寓浙江各地，而且由于临安成为新的都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使浙江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明渊薮，成为各种思想观念与文化因素相互交流、碰撞、融会、整合的核心地带。因此就总体而言，南宋时期是浙江历史文化基于多元整合而发展至于全面成熟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