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光明崇拜，显然并不是浙江先民独有的原始信仰，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初民文化当中的。太阳神崇拜事实上最普遍地出现于农耕文明，例如我们至今仍然能够在《吠陀》中读到恒河流域的先民对于太阳神的热烈歌赞，仍然能够领略到那种如太阳一般灼热的对于光明的情感。谷物的栽培需要了解适当的时节，太阳的东升西落则带来四季的更迭，风雨霜露，春秋冬夏，适时播种，谷物才可能有收成，人们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生产目的，也才可能实现生活的目的，对“天”的观察因此就几乎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事件，对太阳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情感，它是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之中，“道”观念的最终形成实与农耕生产方式之下对于“天”的观察有最为本质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则浙江上古文化所出现的太阳神崇拜，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普遍渗入于各不同文明群体之生活的意义上，不仅显示了农耕方式之下各不同文明群体在差异之中的共相统一性，而且也显示了与中国大文化体系的某种内在的实质同一性。
不过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无法确定浙江地域的上古文明与后世所了解的浙江文化之间的实质关联。就浙江地域形成其具有某种特殊性的文化身份标志而言，越国无疑具有更为直接的关系。不论是就实际的地域而言，还是就文化的内在精神而言，越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在浙江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公元前6世纪末叶允常拓土称王，使越国摆脱了地域上的故步自封，而开始以一种新的面貌为中原各国所了解，并且也因此而开始融入华夏文明。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在越国与吴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是人们所熟知的，而勾践的最终灭吴，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胜利，而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观念的胜利。勾践“卧薪尝胆”，积“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之功，终于重新追回了国家的尊严，其中所体现的是一种为伸张大志、重拾尊严而忍辱负重的精神。从浙江历史文化的宏观演进来看，这种以尊严为使命的精神，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内核而积淀于浙江文化之中的，并且实际上成为浙江人精神的一种文化基因。同样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并积淀为浙江文化中所固有之价值理念的一种观念，是强调了“农末皆本”，既重视产品的生产也注重产品的流通，以流通为产品增值的必要手段（“货殖”）。这些文化基因一旦获得其适宜的外部条件，便即转换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原动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浙江经济的宏观发展，就其所表达的文化精神而言，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是可以与当年勾践治越的精神相接契的。
勾践灭吴并北上逐鹿中原，“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是时，越兵横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就这一事件本身的文化史意义而言，则越国已然突破了其“居陋在夷”而与中原华夏文明不相融通的状态，已然作为一支新生的文化力量而进入到了中华文明之整体；其结果也显然是双重的，就华夏文化之整体而言，则越国文化的融入，包括越国先进的铸剑技术以及青瓷工艺等，乃为其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统一性之中的多样性更为丰富，其内涵更为广大；就越国而言，则它已然摆脱了“蛮夷”的文化标签，获得了华夏文化之整体的认同，而实现了在中华文化之整体价值维度上的地位跃迁。勾践时的越国，是以今日浙江为核心区域的越国文明与华夏文明相互交往互动的重要时期，是越国文化影响中华文明之整体，同时也带来其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转换与丰富的重要时期。
不过我们仍需指出，越国文化之渗入与融入华夏文化，并不意味其自身文化特性的丧失。越国文化的地域特征仍然是明显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下得以保持与延续，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价值理念便也得以在独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得以凝聚与绵延。“断发文身”、“饭稻羹鱼”已不再为“陋夷”的文化标签，而成为一种文化独特性的标志。随着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与时代的进展，“断发文身”的习俗外观早已淡然逝去，而“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之下所沉积的既厚重敦朴而又不乏进取开拓、既能忍辱负重而又不失自尊自信、既能融会别样文化因子而又终能守其自身特性的精神气质，却在历史的过程之中作为浙江文化的一种内在特质而不断地被显化出来。文化的多维源起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多元融会创造了前提，而在融会前提之下的批判，在批判基础之上的创新，在此后文化历史的宏观发展之中，则将会成为浙江文化获得其自身独特发展所体现的显著轨迹，并成为浙江文化在整体上的显著特色。
二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历史上的地域割据局面随之结束，重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皇朝统一的新格局。此后的浙江文化，就大的方面而言，是作为中国大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不过地域的特殊性及其自身的固有文化传统仍然在统一性的大背景之下显现着它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继续，与此相伴随的某种文化传统与精神就在继续，正如子贡所说，文化“在人”，但就历史文化的当代研究而言，我们所足以凭借的仍然是文本资料与实物资料，如孔子所说，文化在“方策”；在历史文本与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之下，“在人”的文化传统就只应当成为我们理解与领会后续所显现的文化精神的一个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文本”。就此而言，秦代以及西汉时期的浙江文化实际存在的具体情况，我们就难以给出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浙江地域文化在统一时代以其自身的某种独特性而挺立出来，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并且确切地说，是从王充开始的。
王充所生活的时代，是汉代经过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思想整合运动之后在意识形态上达到相当高度统一的时代，又是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被羼入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与巫术因素并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些观念与巫术因素的羼入，不仅妨碍了作为统一意识形态之核心的儒家思想本身的清晰性及其对于生活的指导价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妨碍了人们对于事实的正确认识。王充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高扬“疾虚妄”的旗帜，以理性的思考、批判的精神、严肃的态度、犀利的笔触，厘清事实，还原真理，不仅实际上起到了廓清思想界迷雾的作用，而且同时还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新风。他基于“知实”与“实知”的逻辑区分而建立起来的知识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关于知识的来源及其可靠性论述的高度成就。“实知”前提之下的“疾虚妄”，“疾虚妄”前提之下的实事求真，既是作为一种根本的理性精神而充分体现于王充的全部论述之中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根本的批判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遗产而在此后的浙江文化之中获得整体呈现的。王充为浙江之“学祖”，不仅因为在时间上他是可以追溯的第一位有学术文本留存的思想家，而且还因为他所倡导的“实事疾妄”是被作为一种思想遗产而在浙江文化不同维度的历史开展过程中获得充分体现的。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一再强调这样一点，即浙江地域文化就其整体构成而言，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多维源起的特点，是在多元基础之上经过融会的整合而形成自身特性的；多维源起以及多元整合使浙江文化整体显现出强大的容摄力，而多元互动也正为浙江文化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汉代之后，浙江文化历史的宏观发展与演进脉络，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多元互动作为一种内在机制的鲜明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浙江地域文化经由多元互动与多维整合而获得发展并形成其显著特征的典范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发生着相互碰撞，各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在这里被整合为新型的形态，既充分展现了浙江文化本身的丰富多彩，同时也为中国大文化系统提供着富有生命力的新元素。
随着晋室的南渡，大批“中原衣冠”南迁，使中原文化与浙江固有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从而为浙江文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东晋时期，南渡的北方士人迁徙南来而定居于浙江，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核心圈，一是吴兴（湖州），一是山阴（绍兴）。这两个文化的核心地带，不仅是浙江地域之内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具有较强文化辐射能力的两个中心；后世所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的区域特色的形成，溯其渊源，实际上均原于东晋时期北方士人的南渡与当地固有文化风习之间的融合。西晋政权的解体反而为浙江区域文明的高度发达提供了历史契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也就成为浙江文化基于南北融会而获得发展并形成其自身特色的一个重要时期。
就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来说，魏晋时期的玄学高度发达，而随着北方士人的南渡，玄风随之南移，会稽、天台、剡县等地成为“新玄风”的中心地带。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新玄风”，是因为东晋时期的玄学已然改变了它的原有形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新输入的佛教般若学的融合。当时以道安、支遁等为代表的佛教界著名人士，同时也是谈玄名家，他们是以“名士”的身份与士人相交往的。这种交往既使佛教的基本义理结构逐渐为士人所了解，同时也使佛教习于中国文化氛围而获得它本身的存在基础，逐渐形成南方佛教重视义学的基本传统。几乎可以说，佛教作为一种新思想形态的最初传入（中国人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将佛教作为一种单纯的信仰形态来接受）固然不在浙江，但它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交融并实现出思想的新形态，最终导致“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浙江完成的。到陈隋之际，智者大师首创天台宗，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初步完成，天台宗宏大的理论结构与深邃的思想架构，则成为中国化佛教的基本典范。智者大师出生于北方而创教于天台，其思想之最终的完成形态，显著体现为多重传统的多重融会。他既秉承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实践传统，又融会南方佛教重视义学的思辨传统，体现为南北佛教不同学风的自觉融会；天台宗细密、圆通而又宏大的判教体系，既是对“南三北七”各家不同判教之说的总结与融会，也是对原始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基本义理的圆融通释；“一念三千”的诸法实相之说，在“唯心”原则之下很大程度上融通了世间与出世间，为中国佛教的世间化取向开辟前路；而关于禅法次第的论述，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容纳了道家的身心炼养之术，体现了中国传统与印度传统的相互融合。正因如此，天台宗的创立，既成为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研究成果的宏观总结，又预示了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到了唐代，它也成为中国文化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
佛教的传入及其在浙江的发展，同时对道教的传播及其理论上的系统化与经典的体系化产生重要影响。佛教、道教在观念上与理论上的相互碰撞、相互争辩、相互融摄、相互共生，最终获得共相上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成就其各自作为信仰-实践系统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与实践上的独特性，是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现象之一。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浙江学术界的贡献是巨大的。顾欢的《夷夏论》不仅是宗教间的观念与地位之争，而更体现为一种关于文化间关系的认知；形神问题也并不只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更体现为不同文化观念之下的哲学思辨；至陆修静整理道教科仪，教典部帙整然有序，成为典范；司马承祯南下浙江，自号“天台白云子”，遂终于有道教新宗派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