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宁波盐业的场产管理
场产管理为盐务管理的基本工作，具体包括盐业的生产管理、产品管理和产域管理等。但民国元年以前，历代统治者往往多偏重于课税，对场产管理并不重视，致使场产管理废弛。民国以降，北洋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实施盐务改革，场产管理也因此逐步走向规范。伴随着政府当局盐务整理法规的颁行，民初宁波盐业的场产管理也由此展开。
一、盐业的生产管理
民国伊始，政府当局对盐业生产管理中的混乱局势无暇整顿，为政局的平稳过渡，继续沿用清末盐务管理旧制，以致盐业局势的混乱一如既往。
对此，民国盐务改革家左树珍在其《民国盐务改革史略》一文中就指出：“民二以前，盐务情形，极不统一，省自为制，各不相同，系统紊乱，弊窦百出”，毫无盐制盐法之可言。因这一时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盐政管理，故被讥为“有盐无政”。
民国3年3月4日，为加强对制盐的管理，北洋政府盐务署颁布了《制盐特许条例》，规定盐业生产者“须提出呈请书于该管盐务官署，俟领有特许证券后始得制盐。盐制造者之权利有移转、继承变更时，亦须遵照本条例办理”。即严格禁止民间私自制卖，未经政府之特许，不得从事盐业生产，开始按销售需要控制盐的产量。接着，民国3年12月22日，又颁布了《私盐治罪法》，明确规定：“凡未经盐务署之特许，而制造、贩运、售卖，或意图贩运而收藏者，为私盐”，并依盐数之多寡，对犯私盐罪者分别处罚。民国9年6月，北洋政府盐务署又颁布了《盐场管理通则》，规定制盐者，煎盐的，须将开煎日期先行报明场署，经查核确实后，发给火伏牌，停煎缴回；晒制的，开晒与停晒日期也由场署查核登记。
民初，宁波各地的制盐特许证券均由两浙盐运使公署核发。其中，民国4-6年，制盐特许证券由各场自行发放。“后来在施行盐板坦插牌时，均须将制盐特许证券号码及板坦数量标明，否则作私盐处理。凡制盐人歇业停晒时，必须缴还制盐特许证券。”但象山于民国5年开始执行《制盐特许条例》时并不严格，玉泉场仅蒲东盐区实行产前申报，产时监制，产后禀场查验，其余各场区多产盐而不报场。截至民国9年，两浙盐务局奉盐务署令对玉泉场加强场产管理，监制加严，凡盐民开煎，事前需取得场署制盐执照，凭照开煎，如遇盐商捆运之盐已足，则停发执照。自此，象山以销定产才逐步形成。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初年，余姚场历年盐板数是：民国元年，有官板、余板370663块；民国9年，有官板、余板370738块；民国12年，有官板、余板428600块；民国10年夏，实行按户查烙，经烙印之盐板共有428600块，称为官板，每块官板的年产额规定为司码秤300斤（合190.5千克）。
至于民国初年宁波历年的盐产量，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因受1927年“军事影响，旧卷散失，故1919年以前产量数无从考查”。
其中，余姚场的盐产量包括鸣鹤场的盐产量。关于这一时期鸣鹤场的盐产量，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民国9年产盐6740.52担（折合337.26吨），民国14年产盐2080担（折合104吨），民国15年产盐2700担（折合135吨），民国16年产盐2520担（折合126吨）。这一时期的慈溪县也是当时宁波最主要的产盐地，其盐产量大约占整个宁波（除岱山场外）盐产量的92.69％。就民国9-15年宁波历年的盐产量来看，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民国10-11年与民国9年相比，其年盐产量平均上升1.30吨，民国12-15年与民国10年及民国11年相比，其年盐产量又平均上升1.30吨。
清查盐板、盐坦是生产管理的基础。民初，在清查烙印之后，发给板证。民国13年5月编查，镇海穿长场有盐板14058块，民国13年7月清查，岱山场发给板证248464块，民国14年2月编查，定海场发给板证75502块。是时，私增一块盐板，除劈毁外，再取消原来板额一块，并罚二元以充赏项，多则依次递推。倘私板增至十块以上，则所增私板及该户原有额定板块悉数劈毁，追回场基证牌，并送交法庭治罪。在象山、宁海等坦晒盐区，盐户也须先向场署领牌，方准开晒。违者处罚，重则治罪。对无牌私晒达三次以上者，一经查实即将坦地充公。
盐业的产品管理
民初承清制，盐仍由原专商收购。这种叫“廒商”的专商，是先确定引地、销地，然后在盐场认板收盐。其集中在余姚、岱山等地，均系收购浙江纲地引地之盐。其余则本销居多。这种定板、定额的专商制一直沿用至抗日战争。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各廒下设篷长，为廒商办理原盐收购、存储、管理等各项事务。廒商发给盐资，由篷长具领散发给盐民。
至于收盐衡器，民国2年，《盐税条例》规定，在“法定衡量未颁布以前，课税衡量以司码秤16两8钱为1斤，百斤为一担，十六担合英权一吨”，并责令于民国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民国7年，《修正盐税条例》又规定，“课税衡量，每斤于法定库平十六两外。得加耗盐八钱”。北洋政府虽在民国4年就通令实施，但各廒拖延时间不遵照办理，直至民国5年才改用司码秤。自前清至民初，宁波廒商收盐完全由篷长经营，规定农历每旬二、五、八收盐，三、六、九发价。此时，篷长以挪用盐民盐资牟取厚利为前提，廒商以重秤为后援，狼狈为奸，改为岁分三期结帐，即五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是时，政府改秤溢斤暗增盐税，廒商则将原来的盐资1000文折成1元改变为1090文折成1元。余姚、岱山盐民称其为“洋尾巴”。民国16年，庵东盐民协会召集廒商经理会议提出取消“洋尾巴”，在庵东盐民协会的干预下，廒商才被迫同意取消“洋尾巴”，改以1元作1000文通用。
盐属分散产制商品，自古盐产区盐皆归堆储仓。民国时期，沿袭了前代原盐尽数归仓的做法，盐务秤放局规定设盐仓必须先呈报核准，并编定号次绘呈地址简图。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民初，“其关于储盐者曰盐舍，盐民自行建筑，专备产盐旺时暂时积贮。曰盐仓，由篷长建筑，租与廒商贮盐（仓、舍构造之法相同，先筑土基，约高一米突有半，以木为柱，以竹为椽，四面成长方形，渐上渐合，至顶成马鬃形，上覆以稻稿，直覆至地，不用墙，地上四周均不铺板，横面开门。又有连仓、连舍等称，门在纵面，二门相并，较单仓、单舍稍长，故曰连篷。长，四十二户：晋益廒七，计仓三十三；玉顺廒六，计仓二十四；源泰廒四，计仓十五；五属公廒十九，计仓一百零七；余济廒六，计仓十九。盐舍无从查考。盐仓租与廒商，保管之责仍属篷长。……仓之租价以盐之引数计算，每引租价为三分三厘）。又，非建筑物而为储藏盐类之要具者曰卤缸（即普通盛水之七石缸）、曰卤桶”。
据《全国场产调查》统计，民国5年，苏五属公廒和浙盐总栈有盐仓109座，容量33.12万担。民国8年，公茂商廒建盐仓28座，容量12.6万担。民国12年，境内有盐仓153座，容量68.85万担。具体落实到宁波的宁海县和慈溪县，据《宁海盐政志》记载，民国11年，“长亭秤放局成立后，东乡内场办理产盐归堆，先由盐民建筑草仓，分设仓堆91间，约可存盐2000担，未置官仓或商廒”。又据《慈溪盐政志》记载，民国13年，“盐务稽核所规定当天产盐须当天缴入公仓，不准留在家中。余姚盐民不堪压迫，罢工游行，怒打秤放局”。
海盐含有一定的水分，在收购后存仓期间会发生自然的耗损。因此，历代对盐的耗损都加以一定的规制。民国初，长亭场东乡产区秤放肩盐盐，每担向为130斤，皮耗在内。民国5年，“苏五属廒商规定岱山存仓3个月内耗率11.2％，6个月内12.4％，8个月内13.6％。放出清仓如有短缺，折成净盐交由受秤手负责赔偿”。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余姚场商廒收盐时，仓储盐斤之保管责任属篷长。廒商以储盐时间长短，给篷长一定折耗，计算方法有两种：贮存2个月折耗11％，4个月12％，8个月14％，8个月以上15％；另一种贮存6个月折耗13％，10个月以上15％。
溢余充奖，超耗赔补，均有篷长承理。
民国时期，盐价分场价、仓价。场价系盐民出售盐之价，仓价为政府向社会批售之价（含盐税在内）。此时，宁波各场场盐收购价格由场署核定，出牌悬示，场商不得擅改。民国初期，各场廒商收价因有煎盐和晒盐之分，各场因制盐成本不同，收价也各不相同。据《岱山县盐业志》记载，民国6年，廒商以产旺销滞为由，将每斤盐价减至6文。对此，岱山盐民群起而攻之，经定海知事调停，将盐价定为每斤6.5文。该年11月，又将盐价恢复至原来的每斤7文。民国7年，因改活价收购，每斤夏季6.5文，冬季7文，再度引起民众抗争。后经调解，确定价格不变，全年每板定额收购162斤，夏、冬两季各收81斤。民国8年，因两浙盐运使规定的盐斤购价半年6.5文、半年7文，难免出现分歧，故以两价扯平作统一价6.75文，9-12月增至7文。民国9年，斤价7.5文，9-12月7文。民售价，旺产期每斤6～7文，渔汛期7～7.5文。民国12年，每斤8.75文。后通用银元计价。民售价每担1元，旺季价0.5～0.6元，平均价为0.85元。又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民国15年，余姚场晒盐，廒商收价为每50千克0.80～0.85元，鸣鹤场晒盐，廒商收价为每50千克0.90元。以上盐价系指额盐而言，各廒商对于额盐外余盐则无定价。
民国以前，在无检测设备的情况下，多以色、形、味来确定盐的质量。
迨至民国3年，北洋政府盐务署在其颁布的《制盐特许条例》中，开始明确规定以含有盐化钠40分以上的各种物质始得制盐。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民国3年，盐务署曾来余姚的张家路、周家路和崔陈路采样化验，计样本6只。民国10年，为规范盐业生产，盐务署开始在各重要场区设检定所，委派技术人员进行化验。其中，宁波的余姚和岱山两场就设有检定所。
三、盐业的产域管理
民国时期，宁波盐业产域迭有变迁。据1927年《两浙盐务月刊》第4563期所载，两浙盐场季产160余万担，其中余姚场当季产盐62万担，占全省产量的38.54％，列全省第一。是时，余姚的庵东不仅是宁波，也是整个浙江的最主要产盐区，为全浙第一大盐场。民初，宁波盐业的产域变迁及管理如下：由于杭州湾南岸海涂快速淤涨，使得这一区域的盐场盐区范围逐渐向北推移。其中，当时属余姚县的石堰场向北推移范围最大，属慈溪县的鸣鹤场次之，属镇海县的龙头场向北推移范围最小。民国时代，当时属余姚县、慈溪县和镇海县的盐场已移至六塘以北。其中，龙头场于宣统三年废场，被并入清泉场。鸣鹤场于民国8年废场，改设场佐。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鸣鹤场尚存少量的盐田在破山浦一带，民国14年后，其所产额盐由余姚场东三区拨板收运，共计拨盐板3840块，产量为2080担，民国15年，产量为2700担。石堰场旧称六仓一团三管，民国初年大多废场改农。其中，仅冯西潭一灶迟于民国12年转业。石堰场也早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改称余姚场。民国5年春，场署自石堰迁至庵东。据民国22年出版的《中国盐政实录》记载，民国6年，余姚场盐田面积为28061074方尺，余地面积为36266405方尺。又据《两浙盐务汇编》记载，余姚场“盐田面积之广与整齐，自以余姚场为首屈一指，东至破山路潭，西至泥墩潭成一大段，皆相连也。极东之盐田有洋浦一小段，本属鸣鹤场，极西之盐田有冯西潭一小段，自成区域不相连属者也。其东洋浦一小段与其西冯西潭一小区产盐不多，且与其中大段产地隔绝，可迳灭之。在冯西潭不过一大灶，在洋浦不过十余小灶，令迁而至场西产卤之处固易易也”。民国4年，为便于生产管理的需要，余姚场全场被划分为东一区、东二区、东三区、中区、西一区、西二区、西三区七个盐区，并在每区设董事一人进行管理。据时人回忆，民国初年，余姚场区域内晒盐板地只有东三区中段起至西三区稍西一点为止，其余西三区的80％则是产卤地带。民初，庵东设有管理盐务的行政管理机构余姚场公署，公署又下设7个场务所，具体办理盐务行政、场产运销、缉私及征收灶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