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至清，据雍正《宁波府志》卷11·《公署》记载：“清泉场盐课司署，县南四十里，今圮。穿山场盐课司署，县东南八十里海晏乡。”又卷12·《镇海县户赋》记载，包括新升课在内，“清泉场课一千六百九十八两四钱八分零”，“龙头场课一千二百二十二两六钱一分零”，“穿山场课八百四十六两二钱四分零”，“长山场课一千四十两九钱六分零”。
据明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3·《盐场课司》记载：“大嵩盐场盐课司，鄞县东一百里。旧大嵩场，洪武三年重建，二十五年改今名。盐仓三处，官攒各一人，工脚盐课若干引、若干斤、若干钱。”即明鄞县大嵩盐场场址大致在今大嵩港两岸及沿海的地域。有关大嵩盐场的额征，明嘉靖《宁波府志》卷12·《额征》又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具体是：“十一团，灶户共一千六百六十一丁，总催八十七名，岁办额盐三千一百一十四引零，内除水乡纳价灶盐三百二引零，开发鄞县征银径解本场，实征滨海灶盐二千八百一十一引零，内计折色盐七百四引零，本色盐二千一百七引零，常股盐一千六百二十四引零，存积盐八百四十二引零。每岁听商出入，盐数与岁办同额。”发展至清，据雍正《宁波府志》卷11·《公署》记载：“大嵩场盐课司署，在县东南八十里，久圮。”又卷12·《鄞县户赋》记载：“清泉场课，涨东团、涨中团、新盐团共征解银三百九十四两九钱二分零。民粮包补正科银三百一十一两四钱七分零，车珠银五两二钱九分零，实征灶户正课银七十六两八钱四分零，车珠银一两三钱零。”又“大嵩场课，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共征解银一千一百七十四两三钱八分零。民粮包补正科银三百七两一钱二分零，车珠银五两二钱二分零，实征灶户正课银八百四十七两五钱二分零，车珠银一十四两四钱零”。
据明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3·《盐场课司》记载：“玉泉场盐课司，象山县东南十里，盐仓六所，陈跳仓、浦东仓在政实乡，廒后仓、下庄仓在游仙乡，马冈仓、渡头仓在归仁乡。官攒各一，工脚十八名，灶丁六百二十九丁。盐课二千五百二十一引零。”即明代玉泉盐场场址大致散布在今象山县南北相距百里的沿海诸乡。有关玉泉盐场的额征，明嘉靖《宁波府志》卷12·《额征》又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具体是：“十一团，灶户共一千七百五十丁半，总催十五名，岁办额盐二千五百二十引零，内除水乡纳价灶盐七十引零，开发象山县征银径解本场，实征滨海灶盐二千四百五十一引零，内计折色盐二千四百二十六引零，常股盐一千四百五十六引零，存积盐九百七十引零。每岁听商出入二千五百二十一引零。”发展至清，据雍正《宁波府志》卷12·《象山县户赋》记载：“玉泉场盐课银四百五十九两二钱一分零。车珠银七两八钱零。雍正四年新升课银一两三分零。车珠银一分七厘零，俱灶田地并灶丁出办，于雍正六年奉文将丁银豁除摊入田地科征，此项征解盐道。”
据明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3·《盐场课司》记载：“岱山场盐课司，鄞县东九十里在昌国，洪武二十年徙建，年度芦花场入本场，盐仓处，官攒、工脚与大嵩同，盐课引零。”由此，昌国县内的盐场随之而废。据《岱山县盐业志》记载，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裁岱山盐场。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海禁”开放，岱山展复。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盐场产地遍及岱山、秀山、长涂3岛。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盐场又具规模。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岱山岛产地分东岱、西岱19庙（时产地以庙为界），并附长涂一庄。
明代，余姚石堰盐场大致位于大古塘以北一带。石堰场旧称六仓一团三管。对此，民国杨积芳《余姚六仓志》卷1·《图说》说，“东界慈溪，西界上虞，南至大古塘，北至海，名曰六仓，历年久矣”，并称六仓之名起于何时已无从稽考。具体位置及变更，据《宁波盐志》记载，明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余姚石堰盐场东起鸣鹤盐场杜家团，西至上虞金山盐场，南起大古塘，北至海口，面积77937亩，场分六仓，曰埋上仓、埋下仓、柏上仓、柏下仓、梁上仓、梁下仓。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盐区位置开始推进到新塘以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又于新塘下筑塘，塘北唯灶户是业，塘南与军民共利。此塘名周塘，在明后期是余姚盐区盐农分界塘。截至清初，余姚石堰盐场岁办盐课数万引，已发展成为当时两浙最大的盐场。据《慈溪盐政志》记载，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石堰场改称余姚场。
至于明清时期的宁海长亭盐场，据明崇祯《宁海县志》卷2·《仓场》记载，长亭盐场于“洪武初开设盐课司，隶都转盐运使司。灶户仍编里甲场为团八：曰枫林，曰西团，曰灵屿，曰东团，曰东浦，曰车岙，曰东井，曰青屿。又外小团五附焉，曰义岙、涂下、里屿，团为牌十，计八十余牌，为户十，计八百余，是为一千三百七十九丁办盐之数”。又卷3·《课程》记载，长亭盐场课司盐四千八百八十五引零。延至清初，灶丁仍有2696丁，年产额盐4885引185斤，是为长亭盐场的鼎盛时期。但在清中后期，由于宁海长亭盐场地处的三门湾沿岸属浅水海岸，滩涂淤涨甚速，造成原内场有灶之田去海甚远，盐田日渐土沃田淡，不宜制盐。至清末，内场已从原来的20团减少到仅存3团。
二、盐业生产的技术与组织
截至明代，宁波制盐仍沿用前代的煎制，并无大的变革。至于晒制在宁波使用于何时，诸文献记载不一。据《宁海盐政志》记载，宁海“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始创坦晒之法，利用日光、风力自然能源，取代柴薪煎盐”。若此说法无误，清初宁波的一些盐场制盐当已开始采用晒制。此地方文献记载的乾隆年间，也是目前宁波制盐史上有关晒制在宁波使用的最上限。
晒制的使用无疑是宁波海盐生产技术的一大进步。有清一代，宁波盐区晒制分为板晒和滩晒两种。所谓板晒，即用杉木制成的盐板晒制成盐。
据民初杨积芳总纂的《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余姚“晒盐始于咸丰壬子年，用泥板。咸丰末，岱山盐板夹潮冲来，依式改用木板”。即清代宁波盐区，岱山最早使用木板晒盐技术，在岱山木板晒盐技术传播到余姚前，余姚晒盐最初使用的是泥板。又据民国周庆云等纂《盐法通志》说：“板晒之法，创于乾嘉年间，初仅岱山一处，既而余姚之石堰场。”也说明使用木板晒盐在清代宁波的使用有一个逐渐推广的过程。自乾嘉年间岱山、余姚等盐产地兴起板晒法后，至光绪六年（公元1867年），据当时盐政司的清查，“岱山晒板，同治十一年萧大使诗原查十九万一千九百八十四块，余姚晒板，较光绪四年庄令凤启原查（数），已增至二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五块”。
有关晒板的制作，《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晒板“用杉木制成，四周围以木匡，以便贮卤，板面平滑合缝之处以尖凿錾成斜路，嵌以油灰下渗漏板之底面，以木制横档四条支持之，俾板不至因重量而坍脱”。又进一步指出“板价优劣大小不等，初板皆盐民私有，迨清光绪六年间，官给板照，毁二留八，于是有官板、私板之别”。自此，余姚盐政管理也由聚团公煎，改变为控制盐板、限定产额等法。
至于板晒的程序，《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又条分缕析为：“一曰灌卤，以卤吊汲取盐卤倾诸晒板，灌足一板而止。天晴日烈时，有须灌至二、三度者，灌卤之多寡与盐质之美恶及盐业之经济颇有关系。二曰爬盐，卤在板既经日炙风吹，水汽蒸发乃渐结晶，以盐爬爬堆一隅。三曰沥盐，盐既堆积一隅，乃用盐铲铲入竹箩，以木架架箩于空缸上，使所含之苦卤自箩孔沥出，而后盐乃告成。”利用日光、风力的晒盐法比之于利用火力的煎熬法，虽然需要较长时间，且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盐的产量有时也难以保证，但是板晒较之煎盐工本低，且更适宜于宁波短晴多雨、天气多变的气候，也可以开展大规模生产，这些就成为板晒法在宁波盐区日渐推广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