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冯友兰
冯友兰的生活年代是1895—1990年，河南唐河人。他自幼学习《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中学时接受新式教育，开始对西方哲学有兴趣。1915年，考人北京大学文科攻读哲学。1918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改读研究生。接触到多方面的西方哲学，最后选择的是新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抗战时期，他拒绝做官，坚持艰苦的教学生活，并写出著名的“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六种书的合称。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有举世公认的贡献。
关于与人类之爱关系密切的伦理学与人生观方面，主要在他的《新原人》中有所阐述。
他首先提出对于人生的“觉解”和“意义”的问题。
他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对于人的意义，也有不同。”（《新原人》）
他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
（一）自然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所谓“顺才”，就是顺着生物学的本性，顺习”就是顺着社会习惯。
（二）功利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利，是为他自己的利。”
（三）道德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底……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
（四）天地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地……了解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以上均见《新原人》）
从人类爱的角度看，冯友兰所指出的人生四个境界，都是有体现的。人类的爱，首先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家庭内部的情爱、慈爱、孝爱，都来自类的自然本性。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自然境界”。
情爱、慈爱、孝爱，以及对社会，对人民的仁爱，都不是纯精神性的，是需要有实际的功利性。孙中山说，博爱要与民生相结合，也是说的博爱的功利性。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功利境界”。
人类之爱，是人类的高尚道德。慈爱、孝爱、仁爱、博爱等，不仅有功利性，更具有道德性，往往是道德性超越于功利性。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道德境界”。
人类之爱，不仅局限于家庭，甚至不局限于人类社会，它扩大到人类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类种族的爱、对宇宙之爱。那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的人生四个境界的学说，对于我们理解人类之爱是有启示的。
总之，清代以后，西方思想传人中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有多位思想家，为传播和实现各种人类之爱，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人关于爱的观点综述
本章概要地综述中国哲学中爱的理念的历史发展，并与西方哲学中爱的理念进行对照分析。
一、中国人认识爱的历程
（一）老子的道之爱，有探索自然本质的思想，但是没有引导出科学。老子的“道为天地母”所体现的“道之爱”，不仅在中国哲学中非常有特色，在世界哲学中也是独特的。
这是一种本体论的爱，一种哲学之爱，而不是宗教之爱。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极少见的老子说的“道法自然”，是有透视自然本质与规律的思想的，展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少有的对于自然秘奥的兴趣。墨子的学生（墨家）曾经对于物理学（特别是光学）有较多的阐述，但是这个探索自然的思想萌芽，在汉代“独尊儒术”后没有得到发展，以至错失了中国发展自然科学的机遇。
（二）庄子的自然与自由之爱是有特色的，但是没有得到继承。
庄子哲学中充分体现了对自然与自由之爱。西方哲学中，斯宾诺莎提出自然神学，他也是提出自然之爱的。但斯宾诺莎的学说是：自然就是上帝，因此，人类应当像热爱上帝那样热爱自然。
庄子的自然之爱，并没有借助于上帝，他是在直接与自然的接近中感悟自然的伟大与可爱。他为在梦中成为蝴蝶而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自然之爱，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在当代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庄子的自然之爱，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庄子的自然之爱中蕴涵着他对自由之爱。他特别赞扬的，是大鸟的自由而高远的精神。自由，正是中国哲学中欠缺的因素。
但是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庄子的自然与自由之爱，除了少数诗人与画家外，基本上没有得到继承。
（三）墨子的兼爱学说值得重视。
墨子的兼爱学说，儒家是不赞成的，孟子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即不重视对父母的孝爱。
当然，孔孟认为，对父母之爱应该优先于对他人之爱，这是符合社会伦理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墨子的兼爱学说，有比家庭伦理更重要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意义。
墨子的兼爱思想，在当代世界是有价值的。
（四）孔孟儒家以仁爱为核心思想。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仁者人也”，他们所倡导“仁爱”学说，是中国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西方哲学家论述爱，并不局限于性爱。但是，从古希腊开始，直到当代美国哲学辛格，他们所谓的爱，实际上都是以性爱为核心的。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性的高等动物，人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而不仅是生活在两性关系之中；因此，儒家所提倡的仁爱，与性爱相比，应当说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这两千多年中，中国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乱与动荡，但是中国社会依然稳定地存在，中国的文明得以维持；不能不说，这种文明的延续性与中国的主流哲学——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有一定关系。
在今天，仁爱思想对于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对于减少贫富差距，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都是有意义的，是应该继续发扬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观。
（五）仁爱思想在歪曲中的进展。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是经过曲折的。
汉代董仲舒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对于儒家在中国获得崇高的地位是有贡献的。但是他提出的“三纲”思想，是对孔孟仁爱思想的一种扭曲。
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一种伦理学思想，从“爱人”两字，也能理解孔子的原意中，爱是带有对人关爱的感情的。孟子的“仁者人也”，着重是指出：爱是人的本性和天性。
董仲舒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是一种“纲纪”，变成人必须服从的“礼教”。并且在这种礼教中，将人分成上下等级，将孔孟所倡导的相互关爱的关系，变成命令者与服从者的关系。
到了魏晋时期，王弼提出“名教顺应自然”；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礼教”对人性的限制与束缚，主张回归人性，回归人间的真爱。
他们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两程和朱熹的理学，有较完整的哲学框架（有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高峰。
然而理学过分强调“天理”而否定情感与欲望，是对于人类爱的片面认识。人类爱，首先是人类的一种情感，一种爱的欲望。当然，人类爱也具有理性的指导。但如果像朱熹所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那么，这个“天理”中，就没有了情感与欲望，这是违背人性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爱。
到清末民初，朱熹的观点受到陈独秀等进步思想家的批评。
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突出了心的意义。“心”就是人的良知和天性，也包括人的天生情感。一个人是否具有爱心，不必去问天理，只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或良知。
由于人类的爱是出乎人的天性的。因此，心学与理学相比，更接近于人类爱的本质。
（六）在近代与现代，中国爱的理念的曲折前进。
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若有欲求其真自由者，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这是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也就是提出了自由之爱。这个观点，在中国，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统治，又因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自由之爱是比较缺乏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提出的博爱，是将中国儒家的仁爱、韩愈提出的“博爱之谓仁”，与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博爱”等结合了起来；不仅符合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也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近代进步思想。应该说，这是带有世界性的，是世界人民可以普遍接受的思想。可惜，在当代中国，博爱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和发扬。
陈独秀为中国引进西方思想的精华——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两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中国人实现各种人类之爱的根本保证。
“五四”运动之后，爱的思想与自由、民主、科学等理念相结合，有较正常的发展。男女情爱与对自由之爱等，都得到较大的普及。
改革开放以来，在和谐思想指导下，各种人类之爱，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但是，官场上贪污之风盛行，社会上贪荽与欺诈横行，城市内部与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严重，要全面实现人类之爱，尚待持久的努力。
二、中西方关于爱的理念的比较
如果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爱的理念相比较，可以见到中国哲学中爱的理念的一些优点与不足：
（一）从爱的理念的内涵来看。
中国哲学始终是以仁爱作为人类爱的中心内涵。
中国哲学从仁爱出发，对于对父母的孝爱、对师长的师爱，都特别重视。孝爱与师爱，形成中国的文化传统。即使在今天，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中，都非常推崇孝爱和师爱。孝爱是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师爱是有利于教育传承的，都对社会进步有积极影响。
西方哲学关于爱，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爱就是指性爱；广义的理解，爱可以有很广泛的对象，如家庭、国家、自然、艺术、科学、自由，等等。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仁爱，比西方的性爱，有更广的内涵；而西方的广义的爱，又比中国的仁爱，有更广的内涵。
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仁爱（包括孝爱与师爱）应该继续发扬；但也应该将爱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扩大到对科学、艺术、自由、民主的爱。
特别是自由、民主之爱，是中国历史上最欠缺的。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的历史，中国人有长期的做奴隶的习惯。按鲁迅的说法：“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人或“坐稳了奴隶”，或“想做奴隶而不得”。
民国以来，帝王是没有了。即使是今天，尽管国家有各种进步，但是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完整的自由与民主。
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鼓励与发扬人民对自由之爱与对民主之爱，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全面的进步。
（二）从对于爱的探讨方法来看。
一般来说，中国哲学或擅长于抽象的思考（如老子、王弼等），或善于形象性的描述（如庄子），但缺乏理性的、逻辑性的推理。
西方哲学则有较为深人的理性推理与分析。
西方哲学从古代起，就将人类的心灵分为理智、情感、意志、道德等方面。不同哲学家之间，有不同分类（例如休谟与康德），也有不同意见之间的辨析或争论（例如关于先验论的争论）。
因此，西方哲学对于人类之爱的认识，要比中国哲学深一些。再加上科学的帮助，使西方人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与人脑的组成，有了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在这方面，是中国哲学家与思想家需要向西方学习的。
中国哲学中，对人类爱进行了对象化与精细化，如有孝爱、慈爱、恩爱、师爱等，这是西方哲学中很少见的（例如西方哲学中，没有对于孝爱与师爱的专门论述），这个优点值得继续发扬。
（三）从爱与宗教的关系来看。
西方哲学有宗教的传统，古代西方哲学家都承认神的存在；中世纪哲学家，更将神爱放置在最高的位置。近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康德，也将灵魂与上帝放在他的理性思维之中。
中国哲学，从老子与孔子开始，基本上是无神论。老子是抽象地探求天地的秘奥；孔子是探求人生与道德，而不谈论“神”。中国古今哲学家，基本上不谈神，从这方面讲，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为理性。
但是在中国，自古至今，宗教始终是存在的；信仰宗教的人数也非常多。许多人在宗教中求得爱：或上帝的爱，或菩萨的爱，或祖宗的爱。
应该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的爱，许多体现于宗教之中。因此，从人类的精神需求来说，从人类对于爱的渴求来说，宗教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在中国，需要以“人类之爱”这个人类共同的理念，在信教者与非信教者之间，在各种宗教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共同组成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