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说得更大胆。他为拒绝做官，给朋友的信上说自己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意思是，他经常非难商汤王、周武王，轻视周公和孔子。他乐于游山玩水，欣赏自然，而惧怕做官。他说，我怎能放弃我喜爱，而去做我所惧怕的事呢？
因此，阮籍、嵇康的思想解放比王弼更彻底。王弼是承认名教的，而主张名教应顺应自然；而阮籍和嵇康则是否定名教的，主张完全发展的人的天性。
现代社会在爱的问题上，比较接近王弼的观点。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男女爱情的处理，是主张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依靠男女之间的情感的天性而自然发展；并不主张父母的强制，也不鼓励让爱情受到财产、名利、地位等的制约。同时，也不鼓励违反法律的爱情，如重婚或第三者等。
朋友之间的友爱，应建立在不违反社会公德条件下的感情基础之上，而不是依靠利益或权势。
二、唐代哲学家论爱
魏晋南北朝之后，由隋文帝重新统一了中国，隋代时间很短，但接踵而至的是中华帝国的盛世——唐代。
佛教是在西汉末到东汉初期，开始从印度引人中国。佛教经典的全面引进、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都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道教是在东汉末开始形成的，而道教哲学的建立，也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同一时期中，儒学也有重要发展。因此，在整个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哲学上形成了佛、道、儒的大交流，大融合。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第一次中外哲学思想的大汇流，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重要的儒家哲学家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以韩愈的影响为最大。
韩愈的生活年代是768—824年，他是唐代中期（代宗到穆宗）的人。他祖籍在河南，先代居住河北昌黎，所以，也称韩昌黎。他自幼勤奋，志向甚高。他考取进士后，当过监察御史；因劝阻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广州潮州当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兵部、吏部侍郎等高官。他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在文 学上他提倡古文，对转变当时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泛的文风有很大贡献。他在哲学上，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内涵，将人们的思想从佛、道两教的空谈和迷幻中拉回到了人间社会。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他的哲学论文很多，有《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涉及的方面很广。韩愈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恢复了儒学的正规传统。
本书四五两章提到，董仲舒等汉代儒家将儒学引导到谶纬神学的方向，与孔子、孟子的以伦理学为主体的儒学方向是违背的。
韩愈将儒学重新拉回到伦理学的方向，因此，他自己认为是继承孔、孟的真正传统的。
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
韩愈认为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主要传人，这个论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他说：孟子之后，儒学失传了。这是对以董仲舒为主的汉代经学和谶纬神学的有力否定。这个观点恢复了孔孟儒学以“仁”和“仁政”为中心的本来涵义，直接影响到宋代之后的新儒学。
因此，韩愈是中国儒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哲学家。
韩愈的重要论述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
他这句话将儒学的精华概括为：仁、义、道、德。大意如下：
仁，就是博爱，是儒学的最高原则；
义，是将仁付之于适当的行动；
道，是由仁、义出发去做人；
德，仁、义出于自己的内心，而不依赖外因。
韩愈这句话概括了几个十分重要的与爱有关的论点：
（一）他将“仁”作为儒学的最高原则；而什么是“仁”？他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的观点。
孔子提出过“仁者爱人”；孔子对“仁”，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韩愈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认为仁”就是博爱。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过“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将博爱提高到人类进步的最高原则。而韩愈在8—9世纪时，就将博爱作为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当然，韩愈的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韩愈当时不可能将博爱与民主、自由思想相结合。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韩愈在中国的中世纪的唐代，将博爱提高到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哲学成就。
（二）韩愈将“仁”与“义”相联系，这是继承孟子的思想，并且对“义”提出更明确的含义行而宜之之谓义”。意思是：将仁付之于适当的行动，称谓“义”。
因此，仁爱不能停留于口头，而必须有行动，并且是合宜的行动。口头挂着“仁爱、博爱”，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不是真正的“仁爱”或“博爱”。有爱心而行动是不适宜的，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溺爱，破坏别人家庭的男女情爱等，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的爱。
（三）韩愈将仁爱与道德相联系。
他认为道德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对民众没有仁爱之心的“道德”，只能是假道德。
当代中国，官场与商场上道德沦丧的情况很突出。官场上，有贪污受贿的，有欺压民众的；商场上，有卖假药的，有卖有毒奶粉的。对于这些现象，当然应建立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法律惩处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全社会，也需要大力宣扬中国传统的“仁义”和“道德”思想，以树立社会的道德规范。
宋明思想家论爱
中国宋代的迄止年份是960—1279年，元代是1271—1368年，明代是1368—1644年。欧洲的中世纪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15—16世纪。因此宋、元、明时期，正是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受宗教控制的愚昧而黑暗的时期，而宋明新儒学，却显示了较高的理性思维。这是认识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宋明的儒学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和汉唐的儒学相比，有很多的新内容、新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被称为“新儒学”。
宋明新儒学的产生，有一些经济、文化和思想背景：
（一）宋、元、明时期的经济发展。农民虽然仍租种地主的土地，但已有较多的自由。宋代通过垦田、围田，农田面积有很大增加。特别是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有很大提高。制茶、纺织、瓷器、造船技术在世界上也很有名。苏州、杭州、扬州、泉州等工商业城市相当繁荣。
（二）科技和文化的进步。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等发明都在宋代出现，传播到全世界。著名科技著作有秦九韶的《算术九章》、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宋词、元曲、明杂剧的成就都很高。经济和文化的繁荣，都要求有新的哲学思想的引导。
（三）哲学思想上，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大融合。新儒学吸取了佛学和道学思想的精华。
（四）宋明时期，全国建立许多传播学术思想的书院，并且树立了不少学派，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盛行。这种自由、平等的学术风气，对于新儒学的发展关系甚大。
宋明新儒学，与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相比，更为完整；因为先秦儒学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而新儒学则包含了本体论、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伦理学、心理学等许多内容。但是，并不能说它比先秦儒学更为完美；相反，它具有一定的理论缺陷。到明末清初之后，它为许多学者所批评，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宋明新儒学与孔孟儒学的共同特点是对伦理学的重视。因此，宋明新儒学的理论与人类的爱有密切关系。新儒学与孔孟儒学相比，它将伦理学以及对人类爱的论述与本体论结合得更紧，因此也将伦理学与爱的学说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根据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下面按时间的先后，选择几个最主要的哲学家来介绍。他们是，张载、二程、朱熹、王守仁。
一、张载
张载的生活年代是1020—1077年，他是周敦颐（新儒学的开山祖师）的同时代人。他生于长安，长期住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因而人们称他为“横渠先生”。他的弟子多是关中人，所以人们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年轻时喜欢谈兵法。他曾经研习老子和佛学多年，感到没有收获，就研读儒学，探索宇宙和人生，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他的弟子描述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他的主要著作是《正蒙》。这部书的最后有一篇 《西铭》，后来二程称《西铭》是孟子之后儒学的最杰出文献。
与人类爱有关的学说，他有以下几点思想：
（一）“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观。
关于人性问题，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
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天地之性”是天所赋予人的本性。这种人性，例如人性之善、仁义道德等，是永恒不变的。每个具体的人（形而后）所表现出的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美恶、智愚的差别。每个人只要善于反省自己（善反之），那么，就能保留“天地之性”。
对人民大众的仁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爱，按张载的学说，都是属于“天地之性”。至于具体的人，对仁爱、慈爱、孝爱，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能充分理解并实践人类的爱；有的人则不论是对大众、对父母、对子女，都没有感情，这就是“气质之性”。但后一种人，如果能经常反省自己，也能恢复他的“天地之性”。因为只有“天地之性”是人的固有本性。
（二）“民胞物与”的社会-生态观。
张载有一句著名的言论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
意思是：我把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看成是我的同胞；将自然万物看成是我交往的朋友。也就是说：要将一个人的爱扩大到我的所有同胞，并且扩大到自然中的各种生物。
这句话的思想境界相当高，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有这样的思想相当不容易。这两句话在今天世界正在进人全球化的时代中，在世界人民更加重视自然生态的保护的时代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为天地立心”的人生哲学。
张载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为天地立心”的意思是：要使人们的心灵能够感悟宇宙和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生民立道”的意思是：要使人民大众都能寻求到做人的道理和社会幸福的途径。“为往圣继绝学”，意思是：要继承和发展成为“绝学”的正统儒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要为人类的世世代代开辟一个永远和平、美好的未来。
对今天来说，其中的第三句，不一定理解为继承儒学，而可以理解为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科学与文化传统。
从人类爱的角度看，这几句话既有对宇宙和大自然的爱，又有对广大人民的爱，还有对人类未来的爱，是有极高思想水平的。
二、二程
二程，就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宋明新儒学中理学一派的奠基人。程颢的生活年代是1032—1085年（宋仁宗到神宗）；程颐则是1033—1107年。弟弟比哥哥多活了20年，这也是程颐的学说发展得较为完整的原因。他们是河南伊川人，长期在洛阳讲学，被人称为“洛学”。后来学者称程颢为明道先生，称程颐为伊川先生。
理学是宋明新儒学中的主流学派，有时人们就称宋明新儒学为“宋明理学”。但这个称呼并不很合适，因为宋明新儒学中还有张载等的“气学”和陆九渊等的“心学”。
理学家讲的“理”，意思是“天理”，也就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事物都是根据“理”而运行的；人类的一切行为，从人的天性来说，也都是遵循“理”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理学的基本观点，首先是程颢提出的，但后来程颐的阐述更全面一些。
二程哲学中与人类爱有关的主要论点是：
（一）天人合一‘。
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这是明确的“天人合一”论。
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天人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和人是处在同一个系统中，这个观点和现代的生态学观点是符合的；二是指自然界与人具有同样的本体。
人类爱之中，不仅有家庭范围内的慈爱与孝爱，也不仅有社会范围内的仁爱，还有人对大自然的爱，对宇宙的爱。“天人合一”的观点，就体现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友爱的关系。这个观点将人类爱提高到宇宙观的水平。
（二）性即是理。
程颐另一个观点是性即是理。”他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秉于气，气有清浊，秉其清者为贤，秉其浊者为愚。”（《程氏遗书》）
所谓“性”，就是人的天性。程颐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天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不会改变的运行规则，这个规则就是“理”。人的天性，从尧舜到普通人，都是一样的。至于人的才能所以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质不同，气质清者，就是贤；气质浊者，就是愚。
理在人本身的体现，就是“性”，或“人性”。至于什么是“性”呢？那就是孟子讲的“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