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目”中的爱。
《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就是《大学》提出的人生与政治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朱熹称为“八条目”。
从爱的角度讲，格物、致知，是对于知识与真理的热爱；诚意、正心、修身，都是对自我修养的要求，是高尚的自我之爱；齐家，是对家庭与家人的爱；治国、平天下，是对人民、国家以至世界的爱。
《大学》的《释治国平天下章》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意思是：为政者尊敬老人，人民就会兴起孝爱之风；为政者敬爱长辈，人民就会兴起友爱、敬爱之风；为政者关爱并救济孤儿，人民就会照样去做。
因此，八目也是以仁爱为中心的。
虽然《大学》中所提倡的爱，或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有为巩固当时的专制制度的作用；但排除了对君王的忠诚，儒家的仁爱学说，特别是家庭中孝爱与慈爱、全社会对弱势群众的关爱、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对人民与国家以至世界的关爱，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很高的伦理价值。
二、《中庸》论爱
《中庸》是一部哲理性很高的著作。它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前四句是谈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人对客观世界，要有超脱“喜、怒、爱、乐”的客观而冷静的认识，这就是“中”。对于客观世界的处理，要合理而适当，这就是“和”。
中间四句话是对于世界（包括主观和客观）的根本性认识，也就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它提出中”是世界的根本属性；“和”是世界运行的规律。
后三句话强调“中和”对于世界的重要性。遵循“中和”的原则，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就能各得其所，万物也能有秩序地运行和发展。
“中”与“和”，都是表明世界与社会中的和谐相处的万物关系与人间关系。以人间关系来说，中”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调地相处；不存在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和”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亲密地相处，互相关爱，互相帮助。
因此，《中庸》的这段话，是从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人类社会中的相爱的原则，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中庸》中还有一些重要与爱有关的思想，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意思是自然界的万物共同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不同的思想体系（道）可以共同存在而不相冲突。
前一句话将“相爱”的精神扩大到了自然界，这个观点与现代生态学是吻合的，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形成一个协调的生态系统，人类也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后一句话说明，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思想，有可能和谐并存。这个观点在当代世界与当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中庸》中谈到治理天下的法则中，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明智的外交思想。中国历史上，在外交上比较重视睦邻友好，例如汉代和唐代，对于北方民族多次采用“和亲”的方式。这种友好的外交方式，与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对于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很不一样。
三、董仲舒哲学与爱
董仲舒是汉代的重要哲学家，他的思想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董仲舒，河北省枣强县人，生活年代是公元前179—前104年。他经历了汉代早期三个皇帝——文帝、景帝和武帝。汉初，朝廷设立了讲授经学的博士。董仲舒就担任过讲授《公羊春秋》的博士。《春秋》的记载极为简略，后人解释《春秋》的著作，称为“传”，主要有三家：《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公羊春秋》就是《春秋》的《公羊传》。《公羊传》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由汉初的胡母生凭记忆，用隶书写成的，因此叫“今文”。研究今文经书的学者，就叫今文学家。董仲舒是研究《公羊传》的重要今文学家。公羊学的特点是依托《春秋》的经文，联系现实政治，有很多发挥，所谓“微言大义”（从普通的文句，阐明重大的含义）。董仲舒的学说就有这个特点。
由于秦始皇的暴政对于人民的生计有严重摧残，汉代在文帝和景帝时，采纳老子的“无为”的学说，让人民休养生息。到武帝时，窦太后仍然坚持道家学说。武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等太后一死，武帝立即恢复儒家的权威。武帝向数百个学者征询国家的治与乱、盛与衰的道理。董仲舒提出了他的“天人三策”的建议，得到武帝的赞赏。他的著名著作有全面解释《公羊春秋》的《春秋繁露》等。这些著作使他成为汉武帝时最重要的儒学家。他的学说对于汉代和后世哲学有重要影响。
（一）三纲思想。
古代阴阳学说中，阳主，阴次，阴是服从于阳的。董仲舒从阴阳学说出发，规定了一套社会伦理思想。他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春秋繁露·基义》）。他的意思是：处于阴的位置的臣、子、妻，在事情开始时，不能独自行动；结束时，不能分得功劳；他们只能尽义务，为处于阳的位置的君、父、夫而服务。在同一篇中，他提到“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的伦理思想，是对人间相爱原则的歪曲。我们不谈君臣关系（已经过时），而谈父子与夫妻关系。父子之间，应该是相爱，有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也有子女对父母的孝爱。如果只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权威；子女对父母的服从，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亲子之爱。夫妻之间，也应该是相爱。如果只强调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妻子对丈夫的服从，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夫妻之爱。
“三纲”思想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年之久，成为中国人沉重的精神枷锁，造成无数的政治、社会和家庭悲剧。它成为20世纪初“五四”运动时，陈独秀等先进思想家批判的主要对象。
（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最后一策中，向武帝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文化有严重意义的建议。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意思是：除孔子的儒家学说之外，其他学说都要禁止传授。这样一来，才能扑灭那些不合乎帝王利益的言论，使国家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人民才知道有所服从。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后来得到中国汉代之后许多帝王的采纳，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有严重的阻碍作用。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政策，是《中庸》所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原则的严重倒退。中国历史上，凡是统治者热衷于思想与舆论垄断的，都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例如，清代盛行的文字狱。
不同思想、不同学说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睦相处，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大繁荣。“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思想与舆论垄断的问题，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三）开创谶纬神学。
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曲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政治理论。“曲民而伸君”，就是要树立皇帝在万民之上的权威，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皇帝。“曲君而伸天”，是让“天”凌驾于皇帝之上。其目的，一方面给予皇帝一定的行动限制，皇帝要听取“天”的意志；而更重要的，是要树立皇帝的至高权威，因为皇帝的地位是“天”赐予的。
为了说明“天”对于皇帝行为的制约，他又杜撰出一套古怪的“灾异论”。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意思是一些自然灾害（旱、涝、地震、大火等）都是“天”对于皇帝行为失当的警告，目的还是要保护皇帝。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汉代盛行的“谶纬”迷信。
谶纬神学是孔孟以“仁爱”为主体的儒学思想的倒退。
小结：
《大学》与《中庸》两部汉代早期哲学家的著作，关于爱有层次很高的理论阐述。
《大学》中的所谈的最高目标的“至善”，归结起来，都是一个“爱”字：仁爱、敬爱、孝爱、慈爱、友爱。
《中庸》所谈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之爱，提高到本体论和宇宙观的高度。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学说，对于中国维持两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是有利的；但是“三纲”思想，是对于以人性为基础的孟子的“仁爱”的一种倒退，更不适合现代社会。
魏晋唐代思想家论爱
一、魏晋哲学与爱
自秦到汉，中国有440年的统一局面。东汉在公元220年（献帝末年）结束；该年曹丕称帝，建立魏朝。直到公元589年，南陈灭亡。整个这一段历史，历史上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延续了360年。这个时期中，政局非常混乱的，朝代的更迭十分频繁。东汉灭亡后，就出现了魏、蜀、吴分裂的三国时代（公元220—265年）；接着有短暂的西晋。西晋亡后，北方先有十六国的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并立。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的朝代演替。
但是，由于长期性的中央集权专制力量的丧失，以及南北族群和中外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不同文化的大交流，使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上显示出相当活跃的局面。
魏晋时期，哲学上出现了“玄学”。玄学的哲学水平要高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光辉的一页。现介绍魏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哲学家——王弼与阮籍，他们的哲学思想与爱的关系较为密切。
（一）王弼哲学与爱。
王弼的生活年代是公元226—249年。
王弼是山东人，出身于士族家庭。他在少年时就聪明过人，十几岁时，喜欢与人讨论老子的学说。何晏见到王弼，赞叹说：孔子说“后生可畏”，就是像王弼这样的人了。（事见《魏志》）可见当时的名人都认为王弼是天才。
王弼在他很短暂的一生，完成了许多部著作：《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和《论语释疑》。在这几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自己独创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的水平之高，可以和先秦哲学家相比拟。
王弼主要的哲学成就是提出了“以无为本”的独特的本体论思想；他也提出“得意忘言”的认识论观点，对形成中国诗歌、绘画的传统风格有重要贡献。
关于与爱有关的伦理学方面，王弼提出“名教顺应自然”的观点。
所谓“名教”，就是封建礼教。儒家是主张“正名定分”的。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提倡“三纲”，都是要求人们：处在什么位置（名），就要尽那个位置的本分（分）。名教的基本目的是要维护专制统治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本书所阐述的爱，是出于人性的；而礼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人性的。例如董仲舒提倡的“三纲”中的“夫为妻纲”，是违背男女平等的人性的。
魏晋时期，在思想界就产生了“礼教”与“自然”之争。所谓“自然”，就是主张人性的自然发展。
王弼的主张是：‘名教顺应自然”。
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
意思是：只要遵循老子所说的“道”和“无名”的学说，人们就不会去追求虚伪，不会去钻营名利；各人都做他应做的正事，人们都会真诚相待；那么全社会的品德就会纯厚，行为就符合正义，人们就会相互敬爱。
这段话总的精神是：人的思想行为，不应受礼教的束缚，而应顺应自然的天性（即人性）；这样，人与人之间就能真诚相待，互相敬爱。
以今天的眼光看，王弼主张人间的真诚的爱，不赞成礼教的限制。他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阮籍、嵇康哲学与爱。
阮籍的生活年代是公元210—263年；嵇康是224—262年。阮籍做过校尉，嵇康做过中散大夫，都是不大的官。他们两人都名列“竹林七贤”之中。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个文学家，他们都反对礼教的束缚，在京城难以安身，因此纷纷隐退；他们常到郊外的竹林之中，饮酒吟诗。由于他们在文学、诗歌、哲学思想上的杰出成就，被人称为“竹林七贤”。
阮籍和嵇康最主要的哲学倾向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阮籍说过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阮籍《难自然好学论》）
意思是：统治者用“仁义”来束缚人的思想；用“名分”来限制人的行动；用经文来神化自己的权势。引导人们追逐名利，无恶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