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国新 杨月万 王登承
提要：萧山与温州都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两者在宏观环境、文化观念及企业家创业精神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比较分析两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特别是分析两种模式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及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升级，总结经验，以便为两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本文客观地分析了萧山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通过比较分析，扬长避短，提出了萧山向温州学习、再创新优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萧山模式 温州模式 比较研究
作者斯国新，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杨月万，萧山区财政税务局瓜沥分局局长；王登承，萧山区政协办公室联络科科长（邮政编码311200）。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一）关于萧山模式
所谓萧山模式，是指萧山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通过率先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有效促进县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于萧山模式的研究，在近年来的论坛和交流中，人们对这一模式的肯定逐渐增多，有一种共识基本形成，也就是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萧山模式是在学习苏南，发展乡镇企业，到学习温州，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1.萧山模式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1）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前身。20世纪70年代，萧山的县社队企业开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最为典型的是萧山东方红（西兴）公社，公社党委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先后办起了农机厂、建筑队、粮食加工厂、畜产品加工厂、砖瓦厂、化纤麻纺厂、自行车配件厂等企业。公社党委切实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建立了办事机构，提出计划、平衡供销、组织生产、管好财务。1974年全社社队企业产值为210万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975年5月20日《浙江日报》发表了萧山东方红（西兴）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对东方红（西兴）公社进行典型介绍。该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发展社队企业。在它的带动下，至1975年全县共创办了317家社队企业，平均每个公社5~6家；全县761个生产大队，基本实现队队有企业，共计队办企业达到1098家，亦工亦农人员达到24696人，经营项目有农机修造、粮棉油加工、土化肥、砖瓦、采矿、建筑、塑料、纺织、缝纫、化工、皮革、印刷、雕刻、羽毛加工、日用五金等50余种，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4700余万元，比1965年提高了91倍，发展速度超过了国营、集体企业。社队企业的兴办，为萧山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东片围垦——经济腾飞的宝贵资源。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东接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全区总面积1420.22平方公里，而这其中东片大部分的土地是建国后萧山人民通过围海造田形成的，特别是现在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区、江东工业园区等投资热土，几十年前还都是一片汪洋。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县革委会更加注重经济建设，把围垦事业作为发展萧山经济的重要建设项目来抓，先后共组织十多次大规模的围垦。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在财力物力和各方面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萧山人硬是依靠坚定的信念，用肩挑人扛的愚公移山精神，围滩涂变良田，加固大堤，抛石护坡，后期又开河、建闸、造桥、建机埠、筑公路等建设配套设施。自1965年以来，先后围涂30次，至2000年底，围垦造地面积达52.62万亩，共投入民工上百万，国家投资上千万，创造了萧山历史上罕见的奇迹，为萧山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3）钱江潮涌——萧山精神的真实写照。“奔竞不息、勇立潮头”是萧山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萧山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推进萧山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资源。
萧山精神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也见证不同时代的辉煌成就。在解放前，它表现为历史变革精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表现为战天斗地的围垦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它表现为“历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它表现为“抢上头班车、抢抓潮头鱼、抢开逆风船、抢进快车道”的“四抢”精神；在21世纪的“钱塘江时代”到来的时候，它表现为“敢与强的比、敢同勇的争、敢向高的攀、敢跟快的赛”的“四敢”精神。尽管萧山精神在不同时代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集中反映了历代萧山人民具有强烈的目标意识、竞争意识。随着时代的演进，萧山人民还将以巨大的创造力丰富、充实和发展萧山精神，萧山精神也必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萧山模式的现状及特点。萧山是杭州的南大门，2001年撤市设区。改革开放以来，萧山经济和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15%的速度增长，多次荣获“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明星县（市）”、“全国十大财神县（市）”、“国家卫生城市”、“浙江省品牌强县（市、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城市十强”、“浙江省科技综合实力第一名”、“大陆极具投资地第一名”、“全国百强县市第七名”、“中国园林绿化产业基地”等称号，是浙江省的首批小康县（市）。近几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绩居浙江省县（市、区）级首位。
民营经济发展迅猛是萧山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萧山模式赖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目前，萧山拥有民营企业12300多家，民营企业规模较大，上亿元销售的企业达到526家。
萧山民营企业产权清晰，较早地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有境内上市企业10多家，在香港、海外上市和拟上市企业几十家。萧山民营企业集团公司遍地开花，除主业外，实现多元发展，涉足房地产、物流、销售等多种领域。
（二）关于温州模式
所谓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现阶段的“温州模式”的本质规定，表现在所有制上，以家庭经营为农村致富的起点形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以初步的市场机制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以系列小商品为主导，带动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温州模式”是通过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利用了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迅速地推动了私营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由此造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
1.温州模式形成的背景及原因。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人多地少，一无国家投资，二无集体家底，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连弱辐射的光也沾不到。在温州地区，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温州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一方面便于获取市场信息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是在进行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对于政府组织资源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企业规模比较小，生产的产品也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为主，与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资本主义组织资源的方式比较接近，但这种方式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温州人从明清两代起，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外国去创业。建国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从此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等。“小商品大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
2.温州模式的现状及特点。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温州老百姓的经济参与度很高，“全民皆商”的特点非常明显。家庭工业，前店后厂，沿街成市，小企业铺天盖地。近20多年来，民间资金和社会力量是温州解决基本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和基本力量。
可以说，温州经济是“榕树经济”。榕树是温州的市树，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具有落地生根、独木成林、多代同堂、老茎生花、空中花园和板根、绞杀等现象。这些特点与温州的区域块状集群经济和体外克隆现象极为类似。温州的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遍布城乡的36个国家级专业产销基地和在全国各地崛起的体外“温州村”、“温州城”、“温州工业园”，都可以用榕树的生物学特性来类比。温州经济是“零资源”经济。温州当地可利用的自然经济资源极为贫乏，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的矿产资源可开发。人才和技术相当紧缺。但温州人善于利用市场资源发展经济，依靠“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吸收、利用全国乃至国际资源，发展本地产业，做大温州经济，使温州的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
（三）萧山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可比性分析
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温州模式”早已成为热门话题，由于这种模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生机和活力比较明显，引起了各级的高度关注。萧山经济近十几年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学习温州经验的结果。温州和萧山同属浙江，面临着类似的环境和氛围，经济发展又都是靠民营企业的推动。然而就民营经济来讲，萧山模式和温州模式在本质上存在着区别，浙北杭嘉湖平原的水土和浙南永嘉文化的熏陶注定了两者发展的不同基调。萧山的民营经济起步晚于温州，然而面对新的形势，萧山的民营经济发展也遇到了瓶颈。比较分析萧山和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特别是分析温州模式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及温州模式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升级，总结经验，进一步向温州学习，在此基础上摸索萧山新的发展路径，也许能为萧山经济再创佳绩、再上一个台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
二、萧山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共同点分析
（一）宏观环境的同质性
便利的交通孕育了两地浓郁的商品经济意识。温州和萧山两地均属于长三角南翼经济发达地区。温州控山带海，西北有高山屏障，东南直面东海，有长达355公里的南北海岸线，有许多适宜泊舟的港湾。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促进了温州商业的繁荣。温州人很早就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从事商品贸易，温州商人几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地处浙江南北要冲，为杭州南大门，地处杭嘉湖平原又与绍兴平原接壤，水系发达，交通便捷，商品经济发育较早。
改革开放前，两地同为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促使内生型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与北方的众多工业城市相比，浙江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当时国家的产业政策重心都不在浙江，中央投资的项目很少。各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温州78%是山地，5%是河流海岛，只有17%是平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生存压力很大。改革开放前温州下辖的七个县，竟然出现“永嘉分田单干，平阳逃荒讨饭，文成偷渡人贩，洞头贷款吃饭”的局面。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两地人民不得不自强自力，不得不吃苦耐劳，从小规模低门槛的轻工产品开始，逐渐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后，宽松的政治氛围是萧山与温州两地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壮大的动力与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人就开始了很多新的尝试，但这种努力曾一度遇到“姓资姓社、姓私姓公”之争的干扰，还有一些人向中央告温州的状。萧山的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超过人们所想象，以致时曾产生“冲击论”、“致乱论”等“左”的思潮。没有“三个有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背景，没有后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就不会有两地今天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