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改组工业。针对当时杭州市工业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1978年6月，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精神，制定和实施《关于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本市工业的意见》。第一步，解决工业管理体制上的领导多头和管理分散的状况，调整全部区属工厂和部分市属工厂的隶属关系，在此基础上组成若干专业公司或总厂。第二步，各专业公司或总厂，实行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组织行业内外的“一条龙”生产，开展企业的“五定”（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原材料燃料等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第三步，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在搞好行业内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逐步建立工具供应中心、铸造中心、电镀中心、热处理中心、专业件生产中心。这些整顿改组，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
3.开展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为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从1977年下半年起，恢复高考制度，为人才选拔重新确立了公平、公正和科学的原则，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新，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民族的新觉醒。杭州市委积极整顿和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6月，杭州市恢复高中、初中招生考试制度；从秋季起，中小学开始执行新的教学计划，教育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和更深远的创业创新之源泉。与此同时，召开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进军。10月中旬，杭州市科学大会召开，各条战线的科技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科技界知名人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1700多人出席。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了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明确了1978—1985年杭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的奋斗目标：采用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实现全市粮食亩产超“双千”，使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进入国内先进行列；主要工业技术实现生产半自动化和自动化，赶上国内先进水平，并有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大、精、尖产品；杭州市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发展到6万~8万人，其中科研人员发展到1万人；建成三个科学技术中心和10个科学试验基地，并拥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手段。市委专门成立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导小组，重点抓农业和轻纺工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工业企业的节煤、节电、节油、节约原材料方面的新技术推广。到1978年底，杭州市拥有市属科研机构达12个，实现科研、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130多项。工业科技方面，围绕采用新技术而展开，如激光技术、远红外线加热干燥技术、电子技术，恢复发展厂矿企业三级科技网，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科学技术研究所。农业科技方面，各县建立了农科所，330个公社建立了农科站，60%以上的大队、小队分别建立了农科队和农科组，初步形成了县、社、大队和小队等四级农科网，并积极开展以繁育、推广杂交优势良种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为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具革命性的现代科学技术支撑。
（三）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1.经济社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4亿元，比1976年增长42.8%，年均增长19.5%，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年均增速的5.9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67.5%，年均增长29.4%。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1.5%，年均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9.36亿元，比1976年增长19.2%，年均增长9.2%。财政收入9.41亿元，比1976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41.3%。高校在校学生数13319人，比1976年增长55.3%。市区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8元，比1975年增长11.2%，[6]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2.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有专家指出，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误是战略决策的失误。原来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7]的发展战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使许多重要风景点包括西湖风景区遭到侵占和严重破坏。杭州市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来的发展战略作了调整，在1978年编制的《杭州地区“五五”后三年和“六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初步设想》中提出，把杭州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风景旅游城市。[8]1981年底，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的战略构想。1983年，后经修订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被国务院批准，杭州的城市性质定位被确定为省会城市、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是年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杭州的发展战略，即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形成以杭州城市为中心、众多的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9]这样的科学决策，既符合杭州实际和特点，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杭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战略基础。
三、治理整顿时期转危为机的实践历程
1988年9月至1991年9月，是国家经济发展史上的“治理整顿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经济由过热到冷凝、市场销售由抢购到疲软、物价急剧上涨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1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步显露和趋向激化。1988年，强行实行“价格闯关”，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进而使整个经济处于严重波动之中。国家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杭州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货膨胀、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秩序混乱，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1988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杭州实际出发，在治理经济环境中，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在整顿经济秩序中，着重整顿流通领域；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城市、农村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和市场体系。通过治理整顿，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形势、改善了市场秩序，1988年全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为23.4%，1989年起明显回落，1991年回落到6.9%，使整个经济情况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为开展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潜在矛盾，诱发危机
1978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然而，在改革快步推进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乐观前景的同时，也隐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诱发危机的潜在矛盾。到1988年，改革开放1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的逐步显露和趋向激化，出现了经济总量失衡、经济结构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不稳和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造成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1.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1984—1988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着改革的成就和经济的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此，1987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实行“双紧”（紧缩财政和金融）、“双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和“双稳”（稳定经济大局和市场）的方针。进入1988年后，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中央决定坚决进行价格改革，强行实行“价格闯关”。当年下半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后，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矛盾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经济秩序愈加混乱。到第四季度，整个经济已处于严重波动之中。
和全国一样，跨入20世纪80年代后，杭州经济增长逐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与此同时，全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较突出的是：
（1）通货膨胀异常严重。1984—1988年，杭州市经济发展一直过热，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储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各项存款由38.83亿元增长到83.97亿元，各项贷款由32.92亿元剧增到114.60亿元，存贷差矛盾进一步扩大，金融形势极其严峻。同时，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1984—1988年，杭州市国民收入增长172.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2%，居民货币总收入增长190%。
（2）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过快。杭州市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1984年为1：1.9，1988年扩大到1：19.3。其中，农业基础脆弱，生产波动较大，1986—1988年粮食生产持续下降，农业生产难以支撑过大的工业生产规模；工业结构不合理，一般性加工工业发展过猛，且重复建设，造成工业与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
（3）经济效益低下。生产和建设中存在着消耗高、效益低，投入多、产出低的现象。1984—1988年，从经济效益看，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2%，而产值利税率年均下降4.3%，资金利税率年均下降5.9%，销售成本年均上升1.8%。从投入产出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4%，流动资金贷款年均增长33.6%，而财政收入年均仅增长9.9%，利税增长14.9%。[10]
（4）物价上涨失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由1984年的3.1%急剧上升到1988年的23.4%，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由34.37亿元增长到86.64亿元。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消费者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引发了严重的商品抢购风潮，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受到了物价剧涨带来的强烈冲击。[11]
（5）经济秩序出现混乱。物价上涨对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杭州市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一些人钻国家经济政策不完善的空子，出现了唯利是图的经商风，导致公司林立、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问题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行为猖獗，法制体系、市场体系、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2.危机的原因及特征。主观因素：在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上，片面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混乱，人心不定。客观因素：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经济机制缺隐，政府监管缺位；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物资供应紧缺，市场秩序混乱。主要特征为：
（1）不确定性。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这次经济动荡给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对杭州市而言，应对得当可以转危为机，赢得未来的发展；应对不当就会因危而乱，引发社会的不稳。
（2）隐蔽性强。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同在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困难，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潜在的深层次矛盾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存在的问题不易被发现，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和问题的扩大化。
（3）影响面广。这次经济动荡涉及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从而影响了产品制造、粮食生产、商品销售、信贷投资等环节，进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4）危害性大。此次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动荡的危害性极大，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于物价上涨过快，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脱离名义收入，对政策产生不满；妨碍了改革的深化，不少改革措施难以推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流通秩序，部分企业面临倒闭危险；人心不安定，抢购风潮四起，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