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调整农业经济政策。一是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结构，调动农民积极性。缩小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规模。二是调整社、队的分配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停办了大多数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实行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只留下几个群众自愿的“农忙食堂”和“加工食堂”，以后又在口粮分配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解决了社员之间吃粮上的平均主义。在其他分配上，除“五保户”、困难户继续实行部分供给制外，一律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分配。三是调整计划指标和征购任务。“大跃进”后，连续几年高指标、高征购，使农民不堪重负。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后，浙江省政府对杭州市的征购任务，由19.90万吨减为17.91万吨。1962—1963年，省、市对各县的征购指标又有所减少。
（3）压缩重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杭州市委将大力调整工业作为扭转城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缩短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着重压缩钢铁、机械、建材等重工业，减少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市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从1960年的1.11亿元减少到1961年的3416万元。关、停、并、转一批没有效益的工厂，充实和加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部门，适当延长手工业和某些轻工业战线，到年底，杭州市恢复和重建1300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和合作工厂。1962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推行“工业七十条”，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变被动局面。到1962年底，工业生产的形势好转。
坚决淘汰了一批任务不足、经营落后的企业，市、区属工厂由年初的181个减少到10月底的159个，职工队伍由年初的66500人减少到10月底的53700人。经过调整，杭州市工业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生产出现全面稳定上升势头。
（4）财贸战线的调整。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后，杭州市委、市人委开始对财贸战线进行调整，积极改进市场供应工作，安排市场，严格管理财政收支，回笼货币，抑制物价上涨，确保市场的稳定。开始调整商业体制、管理体制、市场管理等问题。在改进商业工作的同时，市委积极采取措施控制货币回笼，抑制物价上涨。要求各县委、城区区委大力组织收入，紧缩财政开支，发掘企业内部的物资潜力，从各方面控制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
（5）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杭州市从1958年以来城镇人口增长很快，1960年全市人口达到109.59万人（包括当时所属县的城镇），比1957年增加18.86万人，增幅为20.8%。其中市区增加9.37万人，增幅为12.4%。增加人口主要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工业、基建、交通、文教部门用工，机关、团体也有所增加。增加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约占总增加数的50%，来自其他城市的人口占13%，其余为自然增加人口。企、事业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城市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杭州的实际，进行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至1963年，全市净减城镇人口66500人，吃商品粮人口50600人，企事业职工108700人。
（6）社会事业的调整。教育事业调整的原则是，从当时经济实力出发，适当照顾今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压缩公办教育事业的规模，停办一批在“大跃进”中勉强上马的高等学校，适当调整各地各类学校的比重和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卫生事业主要调整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布局，做好防治疾病工作，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的健康。文化、艺术、新闻、体育等事业也作了适当调整，缩小规模，加强领导，提高质量。
二、徘徊时期拨乱反正、加快发展的实践历程
“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使国家积聚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1]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2%，GDP占世界比重一直停留在4.5%~5%的低水平。国家错失了20世纪50—70年代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第二个黄金期。在这一时段里，日本则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迅速崛起，实现年均经济增长8%的高速发展，快速赶上并超过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低于中国1个多百分点，到1976年，就高出中国近3个百分点。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异军突起，成为新兴经济体。[2]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发展落伍了，不但大大落后于美、英、日、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大大落后于周边的新兴经济体，形势逼人，中国亟需迎头赶上。
杭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出现连年负增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杭州已面临极其严峻的危机状况，整个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社会消费品匮乏，流通不畅，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僵化，企业生产陷入困境。当时杭州市委、市革委会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同时，调整经济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整顿企业，重建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改组工业，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调整城市发展战略，使杭州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恢复。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42.8%，年均增长19.5%，是“文化大革命”10年时期年均增速的5.9倍，为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肌体、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损害，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3]“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3%，其中，1967年和1968年，出现连年负增长，分别为-3.4%和-0.8%；1974年和1975年，再次连年负增长，分别为-7%和-1.3%。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杭州市委、市革委会在百废待兴、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抓住拨乱反正、加快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对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调整经济政策，采取城乡协作、城市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4]（“乡镇企业”的前身）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整顿企业，重建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改组工业，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努力推动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纠正“左”的错误，开展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整顿各级组织，调整领导班子，初步实现组织领导上的拨乱反正。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从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着手，整顿好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经济主导部门及企业，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使各级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为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18000多名“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平反。[5]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19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或其他受迫害的教师摘帽、恢复待遇。落实“知青”政策，统筹解决15000多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城、就业和安置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安定团结、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
3.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78年6月起，杭州市委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解放思想，结合工作实际和加快发展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敢于去触及禁区、弄清是非。积极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去，推广到商店、机关、学校、街道中去，组织引导干部群众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
（二）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党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左”的思想误区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一方面逐步舍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也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认识。1978年12月8日，杭州市委召开5000多人参加的全市基层干部会议，动员干部群众把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思想到行动搞好三个转变：一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的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不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就逐步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1.调整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重申和落实按劳分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贸市场等政策，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和家庭养殖业，较大地促进了林、牧、副、渔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尽管杭州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夏季高温和持续干旱，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长16%以上，同时，棉花、黄麻、油菜籽、茶叶等经济作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猪存栏数比上一年增加17%以上。1978年12月，杭州市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业持续发展问题，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在农业劳动中贯彻执行定额管理、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奖励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施五项农业增产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耕地，增加种植面积；二是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续建和配套，提高抗旱能力；三是努力改造八万亩低产田；四是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以及其他高产良种；五是认真执行“八字宪法”，科学种田，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此同时，积极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杭州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浙江省委要求，从1976年底开始大力整顿和发展社队企业。从1977年起，采取城乡协作、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等措施，发展社队企业，具体形式有“产品脱壳”下放、“母鸡下蛋”、工艺协作、利用城市工业的下脚料和废弃物资进行生产。1978年1月，杭州市革委会召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会议，要求各行各业为高速发展农业贡献力量。1978年12月，杭州市革委会召开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要求从城市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出发，把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与专业化协作、发展新兴工业结合起来，带设备、带原料、带技术、带骨干，帮助农村特别是山区和穷社穷队建好社队企业。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各区、县纷纷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如萧山县宁围公社办起了农机、棉油加工、磷肥厂等11个社办工业，社队工业总收入在1977年时就已占全社工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到1978年，其工业总收入又比上一年增长28%。
2.整顿企业，改组工业，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杭州市委强调，在工业方面要重建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体制，以彻底根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企业生产管理混乱现象。首先是抓紧抓好企业整顿，着力把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第二把手整顿好、配备好；调整市工业各局和所属厂的领导班子成员657名，其中新提拔542名。其次是按照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切实搞好各项定额、原始记录和计量等基础工作。再次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大庆、赶常州、赛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