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林
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实现中国化？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思考探讨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必须 可能 具体路径
作者李彦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邮政编码510053）。
一、马克思主义何以必须实现中国化
（一）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特殊性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四个新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的19世纪有显著不同：一是经济全球化在20、21世纪之交，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加上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而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加速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二是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更使全球化过程，如虎添翼，增添了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全新物质技术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跨国公司、尤其是巨型跨国公司大发展，正在走向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乃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帝国主义；四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起飞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中国国情有很大特殊性，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相当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地基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利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机遇，走上了通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在它的历史前提中，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没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文化。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模式”呼之欲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2007年1月对媒体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难度的课题。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在2004年发表了乔舒亚·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文章提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一概念被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1.现代化的动力与模式：理论假说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问题是，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呢？这是“市场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更有甚者，诸如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等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上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问题是，既然“标准教科书”早已揭示出了成功的“秘诀”，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未能获得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做到了？这是“标准教科书”所无法回答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成功经验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后发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更非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特有。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理论上说都具有这种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但除了亚洲“四小龙”等取得一定成就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蹒跚，甚至陷入困境。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腾飞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无论从“市场经济”还是从“后发优势”去解释，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通观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主要有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成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每一种假说对于解释中国的成功都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样，改革开放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以往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上述有关现代化动力诸因素的每一方面，在中国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表面上看，好像的确不知道是哪种力量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这实际上恰恰真正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因为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每一种动力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改革开放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目前这样一种模式。正如著名比较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共产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像乔舒亚·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
2.中国因素：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
因此，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由于这一因素，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相应地改革和变迁，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当前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中，作为关键性因素的政治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具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却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严整并思想政治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许多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鼎盛时也不具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优势，况且那些政党早就失去了执政地位。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现代化，而且也离不开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专业化、制度化、民主化、福利化、科学化和结构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过程是互为条件、彼此影响、缺一不可的。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的这些不同层面发生的时序不同，因果关系也不同。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党的执政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判定中国自身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策略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而且，党的执政精英把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有机结合，在改革中善于把握“平衡”艺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避免造成上述任何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局面。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30年来中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
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的主要口号，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与孔夫子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水火难容、势不两立的异质文化，其实只是一种以讹的误解误传；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在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发展五千年的万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一）唯物论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首创新唯物论，以实践观为理论起点，以自然存在为前提，把“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关系—物质改造”，统一起来。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主线是实事求是的朴素唯物论，在周易哲学乃至老子、孔子、孙子哲学，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有人说起，直至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哲学思想主流中，几乎不存在系统彻底的唯心论哲学。而实事求是的唯物论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传统，却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正基于此，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成语，来表述马克思新唯物论的思想路线与哲学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