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生存”到“发展”透视农民工心态差异
农民工自身的行为选择是决定进城和返乡的关键，即使宏观上的制度约束再大，导致其最终发生效力的还是需要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来实现。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以及返城心态来看，农民工行为选择的动因是有差异的。与“60后”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70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偏高，有一定的务农经历，但更倾向于在城市打工生活；“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则表现出：年龄普遍较小，基本没有务农的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程度较高，从学校出来以后即进入城市打工。
具体而言，从进入城市打工的动因看，“60后”农民工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生存—经济”目的，例如第一个案例中的老陈在家打理完庄稼进城务工的主要任务是找活挣钱，即使碰到金融危机，也要返城再碰碰运气，反正也不是农忙的时候。“70后”和“80”后农民工的心态和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其外出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怎么活、靠什么活，即“生存—经济”模式下的“谋生”问题，而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追求或价值问题。案例二中，贾某在面临回农村种地与留守城市继续等活儿干的选择时，非常坚决表示不回去，待在城市总比回农村强。案例三中，小李也更留恋在城市漂泊的日子，即使赚到的钱有时连日常开支都还不够。金融危机下他们仍义无反顾地选择进城打工，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生存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主动追求进入城市发展的机会。
从城市认同感来看，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也十分明显。1999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对234名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家人展开调查，考察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回家乡定居，调查显示“89.7%的农民工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10.3%的人不回到家乡定居”。10年后的今天，这些数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浙江大学2008年的调查显示，有41.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指杭州），35.3%的人确定将来要回去，还有23.6%的人还不确定但将来有留在城市的可能。从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要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占农民工总数一半多）。“60后”农民工仍旧保留了小农思想，他们自我满足、自给自足，不寄希望留在城市，对农村和土地保留着依恋。像老陈这样的第一代农民工长久以来一直重复着过年回家、农忙务农、空闲进城打工的生活。“70后”农民工开始从内心里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定居倾向，往往是举家迁移。虽然举家迁移带来小孩的教育、家庭的日常开销以及其他生活成本都大幅增加等问题，但也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功能，如下一代的文化教育问题、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也都将有所改善。像贾某那样的家庭在杭州以及周边城市比比皆是。“80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可是最高的，他们几乎完全适应并内化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工业文明和信息技术使它们树立起强烈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以及权利意识，也塑造着他们与祖辈、父辈截然不同的选择路径。网络、品牌、休闲、人际关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不在乎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的“漂一族”生活，“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总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和工作”是大多数“80后”农民工心态的写照。当然，尽管“70后”、“80后”农民工对制度性的身份认可在减弱，对家乡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但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成为城里人，相反，城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其运作逻辑的区隔（distinction）恰恰使得这些对城市具有较高认同感的二代、三代农民工既不能完全在城市“扎根”，也不能再回到农村有效“归根”，从而极易陷入双重困境。
从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来看，当前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主要有三个：通过人才市场或职业介绍所推荐、老乡和朋友介绍、自己寻找。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就业岗位供需矛盾加剧，这些就业途径发挥的作用都相当有限，大量农民工都处于焦虑的等待状态。
在择业观念上，“70后”、“80后”农民工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数选择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些工作门槛低，相对比较干净、不太累，而且工作的技能要求不高，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就可以学会并成为熟练工。这样，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城市当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成长。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更多吃苦耐劳的品质，只要能挣钱，苦活、累活、脏活他们都乐意干，而且选择的职业季节性和流动性都很强。
比较三代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及其心态历程，“70后”、“80后”农民工较之“60后”农民工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以发展理性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所谓发展理性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经济”理性相对而言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把“根”从农村拔出，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从生存到发展是一种根本性的、“质性”的变化过程，发展不是生存目标、条件和状况在“量”上的增长或程度上的提升，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需求显然不是对生存需求的自然延伸和补充，而是对于城市、对于生活之另一种新领域、另一种新的意义的开拓，这种理性追求和选择不能完全用经济的或准经济的理性杠杆来衡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化约论，将文化、社会、政治的领域化约为围绕“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中的因子，而否定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发展是一种有别于生存的“现代性”追求，农民工不能一直停留在生存的边缘上，他们必须超越生存，寻求发展。工厂生产、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文化领域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正如英格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着重论述的工业与城市对传统人向现代性转变的功能一样。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全新的社会化力量构成了一种“现代性”追求。随着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看，他们回农村是“回不去”了，但同时，他们在体制上讲暂时还无法融入城市。如此一来，问题就彰显出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选择上宁愿成为城市里的流浪汉，也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与父辈仅仅为赚钱而打工、对城市并没有价值认同，也更没有生活依赖，只有回归农村才有归属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当前在金融风暴的袭击下，大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安排及配套服务措施就显示出政府的“一厢情愿”，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重点还应着眼于“农民工”的内部分化及由此带来的行为选择转变，即农民工对自身定位差异将决定政府努力的方向和政策制定的导向。
四、金融危机下应对农民工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将面对不同的农民工问题，而且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也将面对农民工不同群体的不同问题。它在当前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后就已有所表现。与第一代农民工仍可选择回乡“就业”有别，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已只能在城市解决，农村和土地对新一代农民工已没有太大意义。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说的那样，“土地事实上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城市无工可做即重新返乡务农，经济不景气会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但影响尚不是根本性的，他们还有家可回，有荒废的土地可以恢复耕种”。然而，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基本已不复存在。城市是他们的生养之地、理想之所，他们已无法离开城市而过活。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壮大正在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新的问题，这在眼下的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其途径只能是为他们真正成为“城里人”创造条件。从长远看，必须致力于农民工向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变，实现“同工同酬同等待遇”，在劳动保障上强化“产业工人”的概念，彻底转变权利二元化的现状。当前如何安排好农民工返城就业，也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1.政府应对农民工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做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规划。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个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发展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较低的职业阶层转变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阶层，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还提高了中等阶层的比例，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这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需要政府整体的劳动力安置规划，根据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预测农民工进城的总体需求量和需求种类，做好信息发布以及制定相应地转移政策。
2.立足于制度创新，为那些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二、三代农民工）提供制度保障。制度是人们获取资源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能否最终定居和生活在城市，除了自身的意愿和努力外，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制度。当前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均作出了努力，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进程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进，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享受等方面的权利并没有赋予给进城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居住权和迁徙权上，而要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教育、就业制度等方面得到深化。
3.增加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农民工文化程度有限，技术水平不高，收入的提升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提升农民工素质和技能上下功夫。可行的方式是政府、企业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联合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应对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收入状况、改善城市生活水平。
4.积极扶持各种进城农民参与的微型商业，为进城家庭实现就业多元化创造有利条件。对农民工微型创业（小商店、各种小服务机构等）提供优惠税收政策，并在审批上予以更加快捷周到服务。这样既直接促进城市商业和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工迅速成为城市居民和稳定的城市产业大军、消费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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