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画已判明不是程云南所画，那么当在更早时。笔者注意到，在《82幅历代西湖全景图一览表》中，记载有一幅宋代的《西湖全景图卷》，在“作者”一栏填写的是“南宋画院”，在“所录出处”栏填写着“《厉鹗画跋》，《雍正西湖志》”。厉鹗并无著有《厉鹗画跋》书文，可见这一记载应该是来自地方志书的条目，而非从绘本中直接得来。
查看《雍正西湖志》卷30《书画》中，有“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见厉鹗画跋”记载。同卷条目中也有“见××画跋”之语，所以很明白，这是指《西湖全景图卷》上有厉鹗的画跋。史载《雍正西湖志》于清雍正九年（1732年）开始修纂，13年刊行，“以举人厉鹗等十人分任修纂之。”[29]内容涉及水利、名胜、书画、艺文、诗话等20门，其中书画部分由厉鹗承担，所以此段记述当出自厉鹗本人。
现在的问题是，厉鹗有没有为两幅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作跋？这样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首先，南宋西湖全景长卷图是极罕见的，在《雍正西湖志·书画》中，除了提到李嵩的《西湖图》外，也就是“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了，即专题志书中也只记录一幅《西湖全景图卷》。
而李嵩的《西湖图》是全景俯拍式单幅图，尺幅为纵26.7厘米，横85厘米，并不是“长卷图”；然《西湖繁胜全景图卷》，据书中说明是32.7厘米×1657.3厘米，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且即便是王原祁奉旨所作的《西湖十景图卷》，也仅为纵62厘米，横656.5厘米。这样的尺幅，在功力与财力等的投入，都是远远不及此画的。且王之西湖图卷，无论是画面的丰富、韵味的醇厚、用笔的流畅上，都是远逊于此画的，足可以证明此长卷是非南宋院画莫属的。
其次，《西湖繁胜全景图卷》现在没有发现作者署款，而院画一般都不署款，尤其像这幅长卷，很可能是集体合作的作品，更是无法署款了，所以，这也是院画的一个特征。
当然，宋人有在绘本繁复间留字的例子，未来也许可以从全卷乃至钤印中寻找文字线索。
很重要的是，现有记录中只见到厉鹗为一幅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作过跋，而厉鹗很早就开始注意搜索记录南宋院画了，如果有两幅厉鹗自己题跋的西湖全景图卷，是不可能只记录一幅的。何况在厉鹗所撰的《南宋院画录》、《南宋院画录补遗》、《樊榭山房集》中，都没有“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的记录。《南宋院画录补遗·自序》落款是“康熙辛丑小雪”。即在康熙辛丑（1721年）以前，厉鹗（1692—1752）尚未见过此画。而《雍正西湖志》中注此画出处为“见厉鹗画跋”，可知此前所有《画录》也都未录此画，那么此画是不为民间所知的宫廷藏画的可能就很大了，说明厉鹗自己也是很迟（从清宫中流出后）才见到此画并题跋的。
如此可见，有厉鹗作跋的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长卷，世上只有一幅，因此可以肯定，《雍正西湖志·书画》中所载之“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也就是现在美国的那幅《西湖繁盛全景图卷》。
五、余绪
本文是因发现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中800多年前著名大佛头图像而引出，现重要的五大考证及发现都已阐述明白，这里就再补述一点有关此今后如何利用图像等问题。
由于发现了此大石佛图像，提供了一个南宋时代“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真实直观形象，及大佛寺与其他诸多方面的实景资料，从而使因文献缺失具体记载而久已无法弄清的一些问题有了破解的可能。如已解决了以往无法明确的此弥勒大佛像的具体形象如何，是天冠、佛装，还是布袋等方面的悬疑。而这样的弥勒大佛形象是如何演变而来，历史上有否对布袋弥勒信仰发挥过什么作用等问题，也因此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此外还有大石佛所在环境，各寺院建筑物的具体方位等问题也可从画中寻得解答。可见此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平台。
比如以此画结合相关史料，可以进一步明确：大佛寺是宝石山南麓石佛山地建筑群的统称，历史上则为分分合合的多个小型寺院的沿革集合体。史载始自五代吴越国的宫邸别苑十三间楼，其时已奉佛，故称十三间楼石佛院；其后钱氏又琢二石佛，曰二尊殿。钱氏归宋前后，又在东面地带建兜率院，随后有钱塘律主择梧元羽在兜率院施设结界，行羯磨事，其时天台与律宗的色彩多一些。宋徽宗下慢佛侵寺的“革佛诏”以后，此地有一个成为官舍而中断了寺庙的短暂时期，后来转而成为专门的弥勒道场，刻大佛了。造弥勒大佛像以后，大石佛院及东一带遂成为大佛兜率寺。十三间楼，北宋时名楞严院，在大石佛院西面，明以后，归入大佛寺。
宋时杭州有华严宗的六代祖师长水大师，因长于说《楞严经》法，受封为“楞严大师”。此地是杭州唯一名楞严的寺院，所以可能本身就有一定的华严宗因素和传承。在镌弥勒大佛像之后名相严院，既表相好庄严，亦为开示华严学说的标志。大佛寺的弥勒信仰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曾住持此寺，改名兜率寺，并于此设立中国影响力最持久的早期佛教杂志《海潮音》编辑部。他主张八宗并弘，全面复兴中华佛教，大兴佛学院教育，在近现代佛教史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大师个人所学则以唯识学为根本，毕生弘扬弥勒净土信仰。兜率寺是大师开始现代佛教运动初期所住持的寺院，因此对慈氏一系教法最近100年的弘扬，产生过一定的提示性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对即将修复的杭州大佛寺来说，此大佛图像的发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钱秦石宋佛”可说是大佛寺的始祖石与灵魂，可是很久以来，只剩下一块留有凿痕的千古沧桑巨石与历代相传的文字记述了，其大名鼎鼎的大佛头形象早已消失，现还健在的人们，都不知道其究竟是何模样的。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之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这是失落后的复得，不见后的重现，有着神奇的殊胜因缘！带来了复活的意义与希望！
有关大石佛的修复问题，未来可能会面临多种不同类型的意见。首先最冲突的应该是保持历史原真性不作改动的文物修复观，与希望重现大佛当年风采的佛教信众期盼的对立，反映出宗教和文物遗迹保护两方面的观念与需求不同。由于文物遗迹和宗教的修复标准不一致，杭州被毁佛教造像摩崖石刻的恢复原样向来有些困难，主要是即使佛教界想修复，因可能会引发学术质疑，反为不美，而只能暂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