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缓慢发展期（1949—1964年）、停滞发展期（1965—1975年）、平稳发展期（1976—1999年）、快速发展期（2000—2006年）四个发展时期。学术界一般将城市化水平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一般50%~60%即有扩散趋势。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2.53%，但部分地区已进入城市化中期或后期阶段，扩散化趋势明显，例如城市化率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城市（分别为85.76％、75.60％、60.09％）。[4]城市扩散所导致的城市区域化有不同的层次结构。第一级是大城市群，全国共有三个，分别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和环渤海城市区域。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被公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带，而且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域。第二级是中等城市群，如南京城市区域、武汉城市区域、成渝城市区域、西安城市区域和沈大城市区域等。第三级是市、县共构的田园城市型城市区域，如长株潭城市区域、佛山城市区域、太原城市区域、海口城市区域等。杭州城市区域规模只有三级水平，但近10年来有较大提升。一方面，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拓展了城区空间。近几年又提出网络化大都市概念，规划市、县共构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又提出杭州市都市经济圈概念。浙江省提出规划建设杭、甬、温三大都市经济圈的战略构想。2007年，杭湖嘉绍四城市开始联手打造杭州都市经济圈，其总体布局框架为：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突出杭州核心，以沿路、沿湾、沿湖区域为重点，形成“一主三副两层七带”的网络化总体布局框架，促进产业、城市、生态融合发展。凸显杭州市区在都市经济圈中的极核地位，强化“一城七中心”[5]功能，通过整合周边地区优势资源增加集聚辐射能力。培育三个副中心，以湖州、嘉兴、绍兴市区为都市经济圈副中心，通过培育特色产业错位发展。联动两层发展，以杭州市域五县市以及德清、安吉、海宁、桐乡、绍兴、诸暨等临杭六县市为紧密层，以湖州、嘉兴、绍兴三市（除市区、临杭六县市之外的下辖县市）为联动层，实现联动发展。推进七带构建，优化提升沪杭甬发展带，重点建设沿杭州湾发展带，积极构筑杭湖发展带，着力打造杭金衢发展带，加快开发杭千发展带，推进形成杭徽发展带，引导培育沿太湖生态发展带。这一都市经济圈以占全省1/3的人口创造了近1/2的GDP，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区域一体化的前提下，区域内城市抱团发展可以有效地增强区域竞争力，协调发展可以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共同发展可以协调解决单个城市难以解决的问题，做到互利、互补、互惠。
城市化不仅仅是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的问题，还是一个人口质量提高或人口现代化的过程，即传统人口向现代人口变迁的过程。主要包括人口转变现代化、人口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人口生活现代化和人口承载现代化等方面。孙立波在《杭州市人口现代化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一文中借鉴国内外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分析得出，2003年杭州市人口现代化处于由小康水平向基本的现代化转进的过程中，只达到发达国家人口现代化水平的52.70%。要在“十一五”期末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必须以每年≥3.91%的速度推进，要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必须以每年≥2.26%的速度推进。“十一五”期末总体上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有可能，但全面实现不太可能。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水平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差距较大。[6]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和经济容量增大，目前人口现代化的张力不断加大，吸纳人才的紧迫性程度增大。
（三）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凸显
杭州已总体上跨越了以简单物质消费为主的阶段，开始进入品质生活消费阶段。2008年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692元。2007年市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7.1％，农村居民为34.8％（10年间下降14.5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影响，2008年恩格尔系数应与之相当。从消费结构看，消费增长点明显扩散。汽车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品质商品销售火爆，市场呈现多点带动局面。根据2008年上半年抽样调查，市区18.87%家庭拥有汽车，接近两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居23类主要商品零售额之首，并有高档化趋势。家居类商品消费持续增长，万元以下家用电器基本得到普及。高档服装、化妆品、金银首饰等一些享受型商品零售额增长也较快。2008年上半年人均旅游支出344元，人均团体旅游比上年同期增长48.8%。2006年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43.1%，2007年受食品等价格上涨因素影响，支出比例为38.0%。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和服务消费比例2006年为13.9%，2007年为11.3%（主要受免除中小学学杂费影响）。2008年的水平应与之相当。近几年公园、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实行免费开放，免除了一部分文化消费支出，所以可比文化消费实际上高于上述水平。
另一方面，以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办事难、清洁保洁难等“七难”为象征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成为市民关心的热点，反映了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2002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破解“七难”上下了很大功夫，但难以达到市民的期望值。市民要求改善的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七难”扩展为包括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内容在内的“7+X”。同时，与社会转型相应地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也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要求。
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发展特征
（一）经济发展从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都会形成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并且以服务经济、创意经济为主体。美国1956年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超过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占GDP总值75％。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人对美国的金融驱动消费、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有看法。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基本形态，它解除了消费不足的发展瓶颈。其他服务业商品由此大大拓展了消费范围。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总体上跨越了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造成巨大的环境问题，其边际效益日益走向极限，而且资源瓶颈又特别大，所以杭州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发展多元经济的道路，而且从过去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
2005年，杭州召开首次加快发展服务业大会，提出建设服务业大市的战略目标。会议对服务业的估价是：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经济的重心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竞争的焦点已从产品转向服务，加快服务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战略性课题。会上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相关政策。此后每年都召开一次发展服务业大会。2008年，又召开杭州市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大会。会议指出，此次会议的意义绝不亚于2002年作出工业兴市的重大决策并首次召开全市工业兴市大会，也绝不亚于2005年作出建设服务业大市的重大决策并首次召开加快发展服务业大会。杭州市要率先走出工业社会，率先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就必须加快实现“提升发展工业——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一个“三级跳”。强大的“创意引擎”将驱动杭州尽快形成高层次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率先迈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后工业化时代。会议要求服务业占GDP比重力争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其中主城区达到80%；并明确提出“3+1”现代产业体系，“3”即三次产业，“1”即文化创意产业。
但是在实践上上述战略并没有很好贯彻，主要原因是受前述观念和实践能力缺失的局限。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包括工业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再一次放松，对经济下滑的担忧又很大，所以尽管有了基本方向，但在短期内真正转舵尚有难度。需要用很大的决心才能真正迈出步子。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
（二）城市发展从重视扩张转向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
2001年，杭州市调整行政区域规划，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市区由683平方公里扩展为3068平方公里，2007年户籍人口达到379.5万，扩大了发展空间。和其他城市一样，杭州的城市化是在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近几年杭州积极治理包括西湖、西溪湿地、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大幅度搬迁主城区工业企业，但花费巨大代价。特别是由于大面积开发新工业区造成新的工业污染，工业增长2/3以上依赖于对环境的透支，新区资源不经济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客观上将扼制这种低水平发展。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吉恩·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分析特定的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人们普遍担心美墨之间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和直接投资可能会恶化墨西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降低美国的环境管制标准（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1990）。为检验这一点，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利用简化型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并且，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1985年的美元价格）的转折点时，经济增长趋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个收入水平正好与当时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一致。1992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研究。1993年斯德尔·帕那尔图（Theodore 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赖于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即环境舒适性是一种奢侈品，也就是说，对环境舒适性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用收入换取环境舒适的意愿水平就会随之上升。第二个假设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对污染的负效应递减。因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会发生变迁，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