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膺
提要：人均GDP1万美元是一个经济体进入发达水平的标线。杭州市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或后1万美元时代，经济社会将进入重大转型期。其总体社会发展性质表现为：工业化、后工业化双重特征明显，总体向后工业社会转进；城市化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现代化张力加大；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凸显。总体发展特征表现为：经济发展从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城市发展从重视扩张转向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和丰富化的新时代开启；解决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变为社会建设的主题性任务；形成公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现实基础。主要发展趋势与发展理念是：实现城市本性的回归与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以创意经济为主体构建新经济体系；建设创意城市与发展创意文化；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与治理结构。
关键词：人均GDP 社会性质 社会特征 发展趋势 发展理念
作者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邮政编码310006）。
据初步统计，2008年杭州市GDP为4781.16亿元，同比增长11.0%，连续18年实现百分比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强，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2.0和0.9个百分点。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70832元，根据年平均汇率折合为10199美元；按常住人口计算超过86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1万美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发达水平的标线。但是，由于中国的GDP测算方法并未完全与国际接轨，再是2008年面临金融危机的复杂局势，所以对杭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并不能简单据此下结论，而要结合实际进行客观评估[1]。总体来说，杭州已进入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全社会对发展模式、民主民生、生态保护和城市定位等重大问题都会有一个深入的检讨与反思过程，但在实际选择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谓走到十字路口。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干扰较重，给科学选择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社会发展性质
（一）工业化、后工业化双重特征明显，总体向后工业社会转进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后来有的学者将人类文明的历史相应地概括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前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在内的采集作业），工业社会主要是对加工的自然的挑战（对自然资源的技术化、商品化作业），并带来城市化、民主化、人性化、理性化等文明成果。杭州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历程非常短暂，经历的是一种浓缩的、跳跃式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借重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其模式并未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常规，主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科学技术推进工业化，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进口替代。
2008年杭州三次产业比例3.7：50.0：46.3，总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取得经济繁荣的同时，工业化也给杭州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尤其与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性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20世纪40年代成型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的要素简单归结为劳动和资本，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增长模型后来因为与经验数据不符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人所批评，并为主流经济学否定。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却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所普遍信奉，它们相信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努力增加资本的供给（储蓄和投资）。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G·霍夫曼（Waltber G.Hoffmann）提出工业化后期资本品生产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预言。这个预言后来被推演为工业化后期将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将成为主导产业的“霍夫曼定理”。但是“霍夫曼定理”并没有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普遍应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化工业，而是在霍夫曼时代还未被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它在发达国家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迅速超过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而与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相区别。
库兹涅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20世纪中叶前50~100年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期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资本的贡献率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1.3%。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地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上。类于库兹涅茨的结论已成为当今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共识。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R·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指出，东亚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流汗”），而不是来自技术进步（“灵感”），所以谈不上什么“东亚奇迹”。东亚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保持增长，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2]递增的问题。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为1~2，中国为5~7。中国企业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持，投资效率过低意味着信贷规模无限扩大和难以回收，从而积累金融风险隐患。尽管中国没有发生次贷危机，但企业负债率高且其相互担保机制对低成本竞争高度敏感，如果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话，极易引发信用危机。事实上近期已有相当多大量举债的企业面临破产，甚至导致企业家外逃。
中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以往的发展模式已形成强大惯性，致使实践上很难扭转原有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工业知其问题多多又不能放手，脱离不了对劳动和资本的过度依赖。近几年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试图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许多企业因此陷入困境。而且，多年一直沿用的政府工作考核机制和增值税征收导向仍在牵着地方政府的鼻子。依赖工业解决就业还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导向。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又将扩大资本投入作为挽救经济的药方。另一方面，看到服务业前景宽阔但无从下手。
目前GDP中服务业所占比例比较大，但主要是房地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初期善搞农业经过30年学会搞工业，对服务业却普遍十分陌生。而发展服务业又比发展工业难度大，因为工业可以产销分离，商圈可以扩大到全球。服务业消费则难以移动到本地以外，其商圈很难突破区域限制。有的可以辐射到全球，但也要消费者反迁到本地，比如旅游业。只有属于广义服务业的创意产业，其辐射面可以无限。因此，出于降低风险和“懒惰”的考虑，地方政府很可能继续走老路。事实上，近几年许多沿海城市逐渐接近或跨入人均GDP1万美元的关口，但仍争相发展重化工业，展开新一轮工业竞赛。中国沿海一带发展重化工业已相当无序，包括浙江在内的非沿海地区也有这种苗头。吴敬琏发表多篇论文和多次演讲，针对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论断进行质疑。[3]
工业化仍是中国乃至杭州等沿海发达城市的未竟事业，但由于中国与先发国家处在同一个时间坐标上，所以必须也有可能将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变为现实的历史使命。既然人类文明已经由现代文明转向后现代文明，那就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已经从属于先发国家的后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以反思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审视和对待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以工业化、现代化来发展自己的同时，更有必要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来扬弃工业化、现代化。既然先发国家已经开始并创造了后发国家所需要的后现代文明，且世界历史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客观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与先发国家共同创造后现代文明的历史平台，那么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就不能不成为后发国家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目前杭州正处于工业化时期，但也直接面对后工业化任务，具有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历史特征。杭州的工业化既高度依赖劳动和资本，也高度依赖资源的消耗，而杭州既无矿产资源，也无港口资源，故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工业的条件。杭州部分产业结构也达到相当高度，但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只是参与了全球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分工和国际代工而已，产业地位不高。杭州GDP中的实际成分服务业也占60%以上，由于现行统计方法存在问题等因素产生较大的统计误差（其中房地产比重较大，结构和质量问题较大）。杭州市域范围内的县、市和萧山、余杭两区尚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空间，但县、市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沿线分布而使得工业化与生态保护有较大冲突，萧山、余杭两区发展服务业的比较效益更好，而且也有生态保护要求。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杭州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实现后现代化。杭州需要的是新型工业化意义上的工业化，杭州更应该建设后工业化的生活品质之城。尽管有各种外力的牵制，无论如何，杭州要有坚定的信心向后工业社会转进。按照贝尔的解释，后工业社会具有以理论知识为中轴、以服务业为主导、职业分层和社会权力以知识为标准、以信息为战略资源等特征，杭州已初步显露出上述特征，因此具备战略条件。
（二）城市化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现代化张力加大
在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城市始终存在着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在城市化初期阶段，以集聚效应为动力的区域经济集聚趋势十分显著，集聚与规模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随后，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进入集聚增长的累积循环过程，先行工业化地区不断吸引其周边影响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并供给商品和服务，发挥政治和经济的领导组织功能，逐渐成长为核心区，其他地区则成为受其支配的外围区域。在此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向核心区流动，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城市规模越大，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就越高，比如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分别是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2.5倍和23倍。但是集聚到一定极限后又会不经济，这时扩散倾向上升到主导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表现形式看，集聚的结果导致集中型城市化，引起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扩散的结果导致扩散型城市化，使城市范围得到扩展，引起城市区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