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形象学批评。这类小说批评模式，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物，即从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出发，通过对小说形象的分析，将人物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联系起来，从而对文学进行深入的解读。例如，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王朝闻的《论凤姐》，皆是不可多得的小说评论典范之作，尽管他们的分析与评判还带上了历史时代的印迹。小说批评解释，对作家创作历程的追溯，具有优先思想与批评意义，这就是，为了顾及全人，既能对作家的总体创作形成基本认识，又不至于盲人骑瞎马或夜半临深池。小说批评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综合，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批评中，就是要考察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最大限度地寻求小说自身的独特性。小说解释必须立足于形象解释，这是小说解释的基本信念，因为作家的小说创作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创作出深刻而自由的文学形象？事实上，小说历史的自由展开，已经告诉人们：只有自由而原创的小说文学形象，才能真正显示出小说艺术的伟大魅力。形象叙述学，就是小说的思想法则或生命哲学，因为人物自身的历史就是生命哲学反思的历史对象，也是生命哲学的价值反思力量所在。
三是叙述学批评。这类小说批评，立足于小说叙述本身，对小说的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理解，通过对叙述学的阐发与理解，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并创造小说。西方小说批评，在叙述学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种小说批评模式，直接推动了现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小说解释必须立足于叙述学解释，这是由小说的创作性要求和小说的理解性要求决定的，即创作者希望从小说解释中理解小说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并期望借助小说解释本身改进自我的小说叙事技术，与此同时，接受者希望通过叙述学本身，深入地理解小说创作的内在奥秘。这一批评模式，从小说的历史本身出发，通过科学的分析与陈述小说的历史事实，对小说的创作以及小说的本文和小说的历史进行清晰的呈现。小说批评解释，相对诗歌批评解释而言，是晚起的文学批评样式，但是，由于小说的广泛影响力，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理解小说批评的基本价值特性，确立小说批评的解释学立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其他文学批评形式一样，小说批评的工作在于：贴近小说作家和作品，即一切小说批评皆必须来自作品自身，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说批评只是对小说作品的简单思想还原，而是说，要真正理解作家作品，就必须深入作品并能对作品进行深刻的思想透视。在真正自由的小说批评中，与其说，小说的思想内容的还原重要，不如说，小说的思想文化内容的综合更为重要，因为真正的小说批评，应该是思想艺术和文化的高度综合。
四是诗性综合批评。即从社会历史文化生活多方面对小说进行批评，这一小说批评模式最富有思想性，有助开拓小说批评的思想文化视野，从多维文化视角对小说本身进行科学分析与价值定位。小说解释，应从民族文化出发去理解其广泛而自由的意义，因为小说植根于民族文化，源于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表达，必然具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印迹。事实上，小说不仅可以自由地扩展民族文化生活信念，而且可以将民族的历史文化风情自由地传达到本民族和外民族的文化心灵记忆之中。小说批评的总体性，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即追求作品的大。长篇小说，本来就能满足我们这一要求，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则需要置于大的背景中叙述，既有文体的考虑，又有综合的考虑，这是小说批评的关键。
6.1.2理解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创作实践与美学追求
当代小说批评实践，获得了重要成就，这与叙事学的发达有着密切联系，叙事学之兴起，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显著症候。由于现代中国小说叙事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停留在简单的叙述理论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简单的叙述理论，还能满足中国接受者对口传式话本小说创作的需要。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即小说叙述意识长期停留在市井生活水平和农民文化水平之上，这种叙述性要求，实质上，无法满足现代人对小说叙述本身的理想性要求。现代小说创作和现代叙述学本身，皆吁请小说内部的根本性变革，恰好，叙事学之兴起，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对小说理论自身的要求，这种叙事学变革，也给文学解释带来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批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新时期的小说批评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批评传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小说批评注重吸收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皆拓宽了小说批评的视野，尤其是美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和系统论给予文学批评以无限滋养，给复苏后的中国文学增加了无限活力，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震荡和冲击。现代小说批评，在两个方面有其突出贡献：一是现代中国小说叙事学的复兴与重建，二是原型批评在小说批评中的自觉运用。小说叙事学的复兴与重建，对于小说批评，具有决定性意义，80年代初期，《小说面面观》、《小说修辞学》和《叙事话语》等书的汉译，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想象，与此同时，《中国小说美学》的出版，则使批评家感受到古代小说叙事的审美智慧。
中西小说叙事学观念的交流与融合，直接促进了现代小说叙事学的体系化和实践化过程。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则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视野，批评家开始从文化方面阐释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并且把小说形象、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和文化象征密切关联在一起。现代小说阐释，体现了阐释者独有的心理智慧和文化智慧。80年代以来，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小说阐释者开始浮出水面，有的带有小说家的创新智慧，有的则显示了学者的智慧风采。王蒙和杨义的小说评论，在新时期的小说批评群体中，虽不具有先锋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说批评，立足于中国小说传统，充分吸收世界小说评论的最新论断，显示出稳健、敏锐、系统而深刻的批评特征，此外，赵园、黄子平、陈平原、吴亮、王晓明等批评家，也开始系统地探究小说叙事学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现代中国小说叙事学，在批评家的小说批评实践中，开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独特的审美智慧。本来，王蒙是以作家的面目作用于文学读者的，与50年代相比，70年代末期复出的王蒙，显得成熟、机智、苦涩得多。当他最初以小说创作的形式理解文学、理解生活、理解生命意义的时候，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正因为如此，才会诞生《青春万岁》。他的特殊经历（青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特殊文化背景（中国文学传统和俄苏文学传统），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社会信念和价值追求，所以，他能够抛开个人的幸福和安乐，直面现实，正视现实，敢于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生活，介入生活。王蒙的创作，显示出特殊的政治热情和对文学事业的真正理解，他是以神圣的心情从事神圣的事业，没有受到世俗价值取向的干扰。当他从自由人沦为“奴隶”的时候，苦难使他学会了生存智慧，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学并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80年代以后，有关新疆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王蒙对其近20年的流放生活进行了动情的回忆。这些小说，具有特殊的叙事学价值，所以，复出后的王蒙在小说创作上具有了先锋派倾向，在小说批评上展示了强烈的自由意识。我不同意那种把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当作王蒙小说创作和批评的启示录之类的看法，诚然，《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让禁锢的中国文学界看到了“天边外”。如果不淡忘历史的话，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在翻译外国小说时，虽然以苏联文学为主导，但是，英法德美的小说，特别是一些先锋派小说的翻译（作为批判的内部材料）对小说家已开始产生潜在的影响，这些翻译小说，可以看作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作家的启示录。由于新时期小说作家大多不通外文，所以，对西方小说理论和小说技巧，总是通过翻译者的中介。正是从外国小说的阅读中悟到意识流和荒诞的现代价值，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提供了王蒙等作家系统认识西方小说技巧的契机。正因为王蒙的文学观念具有现代世界眼光，所以，他才能在新时期文学中担当先锋派的角色。当然，“先锋派”，永远是变动的概念，在一定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走在同时代人前列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创作者，即可称为先锋派。从本质上说，王蒙不具有真正的先锋派的反叛性特质，而且，在骨子里是现实主义传统派，特殊的社会和文化信念，铸造了他的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