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散文批评的历史传统与散文批评的语言建构模式
散文批评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批评家，很少有批评家因为散文批评而成功。中国古代散文批评，虽然有其长久的历史，但是，散文批评始终没有真正成熟。中国古典散文有着自己的传统，与西方散文相似，一定要建立大散文观念。散文不是为了文学表达而建立，而是为了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为了纪录历史的真实与个人的真实感受或心情，为了自然山水和人文风光的伟大抒情。建立大散文观念极其重要，因为散文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纯文学，它的内在本质特性与诗歌小说戏剧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西方文学史基于严格的区分，不讨论散文，但是，由于散文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不讨论散文是不行的。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散文不是文学独有的，但它是文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不是无限扩展的。科学性的论文，就不是散文，严格说来，散文就是由三大思想传统决定的：一是由作家诗人所创作的散文，它是最接近文学的，它是思想的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二是由史家所创作的散文，散文的叙述旨趣与历史韵味，在史家那里得到最出色的体现，史家文笔以散文为要，而且，史笔体现了散文所要求的最大真实。三是由哲人所写作的散文，它们的散文充满了思想性，具有思想的想象力和文明的反思判断力以及内在的精神智性。总之，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的思想者，都是真正的散文家，历史和哲学极重视散文的传达方式。历史散文是最特别的，主要是传记和人物散文，它以真实和生动来感动人心。历史散文以人物传记为主，以人物纪事的方式来表现，它可以是小人物，也可以是关于大人物的纪事。
历史传记散文，永远有着自己的真实感，它不是虚构的文学，而是真实的生活记载，是以真实打动人心的语言艺术。艺术并不总需要虚构，一切伟大的思想与情感记忆，皆是艺术。哲理散文极重要，生活中充满了哲理。哲理散文，就是对生活价值与生活意义的伟大发现与证明。哲理散文，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它有自身的思想章法。哲人写作可能并不重视章法，但思想本身的自由表达有着自己的章法，而且，优秀的哲人皆富有诗思，在散文方面有着优秀的语言才华。在哲人那里，思想与语言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写作本身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哲学散文，是思想的逻辑表达，是思想的诗性表达。风土散文，则是对人类生活或民族生活以及故乡和自然的记忆，它记述自然风光，记忆风景优美的故土，记述人们对自然风景的优美体验，记录对生活的细微发现。它可以为各种身份的作者所创作，风土到处都有，每一风土都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用语言文字表达个人对风土的理解与感情，就成了诗性散文的关键。历史散文强调历史性与信实可靠，哲理散文强调思想的原创力量，风土散文强调自然山水的美丽与故土人情的高尚。这三类散文，共同构成了散文家族的思想与艺术魅力，他们在语言、结构方式和思想意图上各有区别，但在真实性方面，有其共同的追求。
散文的分类功能，构造了散文的历史，正是在大散文观念下，人们构造了散文批评学。散文是一篇篇小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真正的散文就是小作品。真正的散文是大篇幅的，可以通过细小的细节来展现自身的美，也可以通过巨大的篇幅来证明自己的伟大。真正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风景作家都是伟大的散文家，只有在人文文化氛围下展开对散文文学的理解，才能永葆散文的伟大力量。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对西方散文理论非常陌生，所以，主要以中国散文传统作为思想重点，事实上，没有哪个民族在古代文明中像中国这样重视散文的地位。先秦散文，在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和风土散文方面各有成就，相对而言，风土散文不是太发达，因为庄子的散文虽然也有风土人物景致，但它是寓言故事，不是真正的风土散文。中国真正的风土散文，汉代才开始形成。
秦汉散文与散文理论，是中国散文与散文理论的奠基时期。先秦散文批评，在孟子和庄子那里得到了重视。孟子提出了知言、养气的理论，在《公孙丑》中，孟子谈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无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这就是孟子的散文理论，他强调文与养气的关系，也强调文与辞的关系。在《天下篇》中，庄子谈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态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秦汉散文讲究气势、排比，所以，太史公在《自序》中谈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学，补弊起废，王道之大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以散聚，皆在《春秋》。”他强调经典的作用，实际上涉及散文的不同文化思想目的和功能。在《论衡·超奇》中，王充谈道，“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与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故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过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诸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显然，这些认识皆把散文看得极其重要，当作文化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事业。
魏晋文章有了很大变化，所以，魏晋散文理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曹丕提出的文气说最为重要，在《典论·论文》中，他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容不得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陆机的《文赋》，则建构了系统的散文理论，其中谈到：“然后选义按班，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木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伊兹文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爷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宜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不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在《文章流别论》中，挚虞谈道：“文章者，所以宜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节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这些认识，显示了中国古代散文批评家对散文的功能价值的真正认识。
唐宋文章，不仅显示了中国散文的新成就，而且也确立了中国散文理论的新格局，所谓“八大家之散文”，即是这一时期散文的标志以及散文理论的实践基础。在《史通》中，刘知几谈到文章，“夫国史之大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在《答张扶书》中，王禹偁谈道：“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谦虚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散文批评有没有模式？在《通书·文辞》中，周敦颐谈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宋濂在《文原》中谈道：“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宜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者则其用章，斯所谓乘阴阳之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互宇宙之始终，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地同，苟能充之，则可配序三灵，管摄万汇。”“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这些观点说明，中国古代散文批评家对散文创作和散文的价值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认识，他们最终确立了“文”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明清散文，则有了新的规范和审美规定。焦竑则谈道：“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者，词与法也，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唐之文实不胜法，宋之文法不胜词，盖去古远矣，而总之实未澌尽也。”屠隆的《文论》中说，“夫文不程古，则不登上品；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在《宗子发文集序》中，魏禧说：“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谈道：“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为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在《文史通义·文理》中，章学诚谈道：“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这些看法，既是在论作文之道，又是在评价散文的经天纬地之功。
从中国散文的发展史和散文理论的发展史，即可看出，中国散文创作是中国文明价值的最自由体现方式，与诗歌一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系统。应该说，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思想异常丰富，但也有缺陷，即始终未解决何为文之道，有重形式，有重义理，实际上，并未真正处理好思想与艺术的统一问题，思想是最重要的，只有淋漓元气的思想，才有自由的艺术。情理之文，以情动人；义理之文，以思动人；史论之文，以识动人。中国古代散文，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建构与民族国家自由想象的问题，所以，散文理论批评往往停留在文气与养气之上，原道与宗经之上，没有真正道说真理与生命存在的价值。
5.1.4散文批评的时代思考与散文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
散文批评，必须考察作家的思想与人格，即通过他的散文所呈现的思想与事件进行现象学还原。散文的思想真实与情感真实，以生命的智趣为中心，即寻找生命的快乐与智慧，怀念生活的美丽瞬间。散文的思绪，往往是非虚构的方式，但充满了生命的智慧，是文学语言构造的特例，不是纯文学，但在文学中具有特别的地位，或者说，与文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散文创作的人数众多，而散文批评则毫无力量，或者说，散文批评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批评模式。所以，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的散文？散文应该真正担负什么样的文学任务？如何真正理解散文的内在价值和意义？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真正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