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两者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动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创新。“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只有坚持实践创新，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干一番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同时，实践创新不是不要理论指导，而是要用经实践检验正确的、发展着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实践创新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果仅仅停留于“批判的武器”，那就失去了创新的根本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只有在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体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今天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两者的统一，实现两者的结合。具体就是要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答新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还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扩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视野，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生长点，要集中力量，深入挖掘，深入研究，创造新成果，得出新理论；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引领作用，指导实践创新不断取得新成就，又在指导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创新的经验教训，探索实践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汲取理论营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三）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因此，人的实践，不仅要做到合规律性，而且还要做到合目的性；任何一个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相统一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看，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一方面要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一方面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主体的现实的价值选择，并使两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相应的，真理和价值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无疑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真理与价值相统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用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指导着实践与理论上的创新。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他始终把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努力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合乎实际，合乎规律；同时，他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一切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的实现，不断追问“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使这三个标准实现有机的统一，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服从客观规律和体现人民意志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新社会主义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就科学发展观来说，其理论本身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以人为本”指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程表明，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理论创新之道必须遵循。
（四）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同时又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作为国际性与民族性之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国际性即指共性，民族性即指个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国际性，必然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个性的民族性为基础，并以此来表现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全球普适性。但马克思主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何时发挥作用及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则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必须和这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体现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个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作出的个别观点和个别结论并不具有全球普适性，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再适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普适性理论显然无法通过它提出的仅具有局部适应性的主张在中国得以实现，而必须通过适应中国国情的主张得以实现。
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体现民族特性、创造新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必须扎根民族沃土，推动理论创新。同时要通过实践来理清究竟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东西，哪些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需要改变的东西，然后用符合中国国情特征性的东西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局部适应性的东西，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五）文本研究与把握精髓的辩证统一
正确认识本本与精髓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本本与精髓是形神关系，是一体关系。
无精髓形成不了本本，无本本体现不了精髓。本本是精髓的载体，精髓是本本的价值体现。那种试图离开对本本的阅读和理解而想把握其精髓，无异于在无花处放蜂而望收取蜂蜜，那种埋头于本本却不能提炼出精髓，则等于徜徉于百花丛中却与花同灭。因此，返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可逾越的基础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试图离开对文本的研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往往会“雾失楼台”而“弃祖背宗”。返本，但不可迷本；迷本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深入把握和运用“精髓”，关注现实，则是文本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推导出“邓小平也不主张去读马列的本本”的结论；也有人从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的话，得出“学马列看不看马列的书无关紧要，只要记住‘实事求是’四个字就行了”的观点。显然，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误读。事实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在谈论要克服形式主义这一问题的语言环境下论及学马列问题的。他并没有说不要读马列的本本，而是反对形式主义地读他们的本本。相反，他认为，阅读必要的马列的本本是入马克思主义之门的重要条件。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和“马列本本可以不要读”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纯粹是一种错误的推导结果。
“精”为精要、精髓；“管用”，是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我们说不丢“老祖宗”，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不能丢这个老祖宗。
而这一精髓正体现在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最终体现在他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思考的文字记录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就是回到宝库中寻找武器，寻找工具。这既是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但是，返本，决不迷本，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窒息“本本”生命的凶手、理论创新的大敌。文本研究的终极旨趣，在于汲取文本中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提高主体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分析、总结，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分析中国现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面对当代现实问题、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要“形成自己的话语”。
（六）系统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系统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系统是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更或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都会自觉调整系统的发展航向，积极的、正向的变化有利于系统本身功能最大化的发挥。理论成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其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指导力的重要根据。系统性原则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特点和风格的理论系统。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系统成果。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需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的进程，达到了系统资源的最佳配置目标，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愈来愈接近目标趋向，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选择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站在当时特定时代的维度上，深刻观察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对前人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运用成熟的理论自觉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结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失去了原来的理论价值，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扬弃”、选择的过程。遵循选择性原则，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鉴别地吸取，有选择地放弃，避免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把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和结论在新的条件下给予新的阐释和运用。
选择性原则并不是否定系统性原则。选择性是在遵循系统性原则下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和吸收。再者选择要注意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压榨之苦，内遭军阀割据之乱，内忧外患的困局使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等理论，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选择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实践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