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和基本要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兴起提供舆论和理论准备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是李大钊。他在1919年8月就提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927年，瞿秋白进一步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中国化”提法的集中出现，始于新启蒙运动。在1936—1938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为挽救国难而发起了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新文化运动”（又称“新启蒙运动”）中，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兴起了“中国化”思潮。这一“中国化”主张和思潮旨在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自觉与自信，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唯实、张申府、柳湜和陈伯达等，其中，陈唯实、柳湜和陈伯达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唯实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张申府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陈伯达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中国化”这个概念，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上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理论没有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因此，要“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
与此同时和稍后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潘梓年、嵇文甫、张如心等发表了大量文章，从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全面阐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延安时期，他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年）、《论中国的特殊性》（1940年）、《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1940年）、《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年）等文章，从必要性和可能性、含义、原则、途径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和探索，对一贯主张反对本本主义的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影响。一直强调中国革命要走中国式道路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中国化”的口号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开始逐渐巩固，而且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给全党留下了一系列深刻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积极地接过了“中国化”这面旗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3.发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作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添砖加瓦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改造、制作的创新工程。思想家、理论家可以发挥缜密思考、科学论证、加工制作、体系构建的优势，使经验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仅以“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为例，就可以看出理论工作者在其中的突出作用。提出“毛泽东思想”多种表述的过程是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国际（主要是苏联）、国内（包括党内、党外）的接收程度，还要考虑到中国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传统。党的理论工作者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本身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为国人不断认识、不断选择的过程，是国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初步。张如心、邓拓、艾思奇、陈伯达等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如张如心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邓拓则使用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及“毛泽东思想”等多种提法。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无疑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正式确立准备了条件。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研究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确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最终找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联结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借鉴，也为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抗战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正确处理领袖的理论创造与理论工作者理论贡献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领袖的理论创造与思想家理论家理论贡献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我国的国情，领袖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往往一身兼二任，既是思想家、理论家，又是政治家、革命家。这种理论创造和实际应用紧密型的结合方式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副作用的一面。一是领袖们提出的理论主张容易尽快被采用并付诸实践，大大缩短了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时间。但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这一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或缺乏广泛、深入、缜密的论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领袖仍过分迷恋、下属则极力鼓吹时，在现行体制下就往往难以纠正，并易造成僵化。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造成“文革”十年浩劫就是一例。二是领袖们身兼二任有利于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服务实践，推进革命、改革和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但也可能产生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倾向，使理论缺乏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的品格，只处在特殊性、个别性的应用科学层面上，满足在特定阶段、特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缺乏进一步理论升华的勇气和动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个原则的普遍性不仅适应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成果在各国推广运用的普遍规律的表现。三是这种结合方式有利于领袖们在政治斗争中运用理论、权力等资源来战胜对手，确保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推行，但带来的副作用是理论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一些正确论断被教条地和错误地理解，一些思想家、理论家往往因为理论分歧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导致有些正确的思想和观点被扼杀。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等的悲剧就是如此。
有鉴于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创造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理论创新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思想家、理论家创造理论，政治家选择理论是精神文明运行的普遍规则。党的领袖们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边实践边总结，从而创立新的具体理论。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领袖们往往由于政务繁忙而无暇进行理论总结。再者没有思想家对这些理论创新原料的深层加工，就难以创造出高层次理论成果。为此，两者在理论创新上可适当分工，领袖担负政治层面的理论创新，思想家、理论家担负学术层面的理论创新，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要发挥思想家、理论家的作用，就要创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让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学派相互争论，让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斗争，使真理越辩越明。
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必须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用之不尽的理论源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大力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灵感，不断推动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全党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善于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归纳、概括和总结，不断汲取思想养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推向前进。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误解：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领袖们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论怎样研究，不论有何见解，最终还是由领袖们说了算，理论工作者的全部工作无非是对领袖们的观点做注解和宣传。这种误解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事实上受重视不够，地位不高；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有些理论工作者把“宣传和注解”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工作，很少去从事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面，由于误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领袖们的专利，也客观上导致了“领袖崇拜”，甚至于个人崇拜的滋生，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纠正这种误解，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领袖们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大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