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剧院秩序井然令人钦羡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文化娱乐场所秩序良好,令人钦羡。无论在建筑宏伟、设备豪华的大剧院、音乐厅,还是在一般的影院和歌厅,观众都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绝没有在大陆常见的那种高声喧哗,吞云吐雾,嗑瓜子、丢果壳的景象。观众以文明的举止创造了剧场的优雅气氛,让大家也让自己从艺术享受中获得精神上的休息和陶冶。
台北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不过听说台北还有不少不予禁止或禁而不止的地下歌厅、地下电影院、地下夜总会、地下按摩院、应召站等色情场所,有的人在这些地方过着另外一种夜生活。我无缘涉足参观,无从记述。(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2年第2期
海峡波涛已泛春
——台湾纪游之四
我抵台北之初,只想与兄嫂和侄儿侄女们骨肉团聚,畅叙亲情,并在台北市观光一番,开开眼界。想不到在台湾两月,亲人热情分工导游各地,我的游踪几乎遍及全岛。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台北见到了四五十年前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受到了许多陌生的亲友的盛情款待。我生性拙于交际,对这样频繁的酬酢,实在难以适应。但这些亲友真挚的人情味却使我感动不已。虽说台湾已有数以百万人次到过大陆,但对台湾二千万人口来说还只是个少数。至于大陆去过台湾的人更是很少很少。我想这些亲友大概把我当作家乡的使者,想从我身上获取一些家乡的信息,或者想消解一下乡思吧。
这位老校长原来是我五十年前的老师
在一次闲聊中,嫂嫂偶然提到三侄女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邵校长,教学如何严格,并介绍说,这位邵校长是浙江人,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太太了。我不经意的问,这位邵校长是否就是五十年前在严州中学教语文的邵老师。嫂嫂立即托邻居的一位教授夫人打电话给这位女校长,问她是否认识笔者,结果电话回答说:“项某我不但认识,还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呢!”过一会,邵校长直接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宏亮,热情洋溢,一股“他乡遇故知”的暖流传遍全身。第二天我应约来到她家,出现在我面前的果然是当年的邵老师:一头黑发,面色红润,中气十足,豪迈爽朗不减当年,可她毕竟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腿脚已有些不便。她见到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把我让进了客厅。坐定后,她用地道的家乡话和我絮絮交谈起来,谈中学里的师友,谈故乡的亲人,谈她的坎坷的身世和办学的甘苦……叙不完的怀乡缅旧之情,好像要把存积了几十年的话一起倾泄出来才好。她出示她历年的诗文著作,还像当年讲课那样给我详细讲解。她又特地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家乡菜款待我。这位意外相逢的业师对我这个老学生的垂爱,使我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初中时代,如沐春风,温馨无比。
邵先生自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海南、台湾的中学和大学当了三十年的教师,接着在台北的一所中学当了二十年的校长。1986年退休之后,仍忙于穿梭校园,在台北两个大学执教。至今她已在杏坛这块园地上整整耕耘了将近一个甲子,她把毕生的精力全数掏给一批批成长中的青少年。
她的教学认真、严厉是出了名的。我记得当年她教我们语文时,几乎每课古文都要背诵;作文要在两个课时内写好交卷,有时她讲半小时课,余下的时间让我们即席写作,当场交卷。在记忆力最发达的中学阶段,经过这样的经久磨练,学生无疑会一生受用不尽。但对老师来说,实行这样的严格训练,该要付出多少额外的劳动!邵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这套严格的教育方法,就是后来当了校长,她仍然坚持亲自授课。
在邵先生出示的诗文著作中,我看到了几本厚厚的《写给校长人人一信选编》,那是她担任校长期间,规定学生寒暑假的一项特殊的作业:每人都要给校长写一封信,谈谈个人或学校的实际问题,提出要求和建议。全校写一次就有几千封信,她一一批阅、评定等等,逐次虑选,挑出精华的几十封,总合写一封长长的信公开回答,然后编印成册,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十几年中,计有四万人次以上的学生,通过这条渠道向校长吐露了心声。这种“心灵建设”的工程实在浩大,她竟不假他人之手,独自包办到底,而且还乐在其中,爱不自胜。在我最后一次拜访她时,她不顾膝腿有疾,拄着手杖,挪着蹒跚的步子,领着我到她一手筹建的新校园去参观了一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她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她那爱校如家、爱学生胜子女的一片深情,令人感佩!
我从台湾回来不久,这位邵先生终于冒着年迈和腿脚不便之险,跟随一个大学旅行团第一次回到大陆,在上海、南京、黄山、千岛湖、杭州、北京兜了一圈。到杭州时我去拜访她,她对我说:“这次是拼着老命回来的。祭祖扫墓,探亲访友,游览观光,三大目的全达到了,值得!以后寒暑假我还要来!”不久前,她寄来十多首诗作,盛赞黄山、千岛湖之美,更多的是表达“血缘浓于水,千里永相亲”的情怀。
与大学校友两次欢聚
赴台前,英士大学杭州校友会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和英士大学旅台校友会取得联系。到了台湾,紧张的游光和酬酢,几乎忘了此事。一天晚上,我拨通了旅台校友会负责人吴初鑫学长的电话,他听说我来台北探亲,并捎来杭州校友对旅台校友的问候,非常高兴,冒雨驾车找到我的住处来看我,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校友之谊,使我们一见如故,交谈毫无拘束。吴是浙江诸暨人,经济系毕业,解放前夕去台湾,原在高雄市当中学教师,五十岁时弃教从商,他的经济专业优势和经营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目前他在台北担任两个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爽直健谈,一口乡音,听来倍感亲切。过了几天,我收到英大旅台校友会的请帖,约期到水源路一家餐厅餐聚。据说,旅台校友有160多位,寓居台北的也有50多位,全部聚会不易,只能邀集平时经常聚会的一些校友作陪。那天参加餐聚的旅台校友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有:朱舜耕学长,江苏海门人,律师;吴树立学长,江苏盐城人,法院院长;郑江学长,浙江遂昌人,法院院长;王临泰学长,江苏铜山人,出版社社长;华泮学长,江西崇仁人,专科学校校长;王显民学长,江苏江阴人,大学教授;王义方学长,安徽繁昌人,高级工程师;王心培学长,浙江永康人,公司总经理。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贺海峡两岸校友欢聚的实现,并互相祝健康长寿,乐观祖国达到和平统一。王临泰、朱舜耕、华泮几位学长最擅谈吐,回忆同学少年趣事,妙语连珠,引得满堂欢笑。大家边吃边谈,足足吃了三个钟头。餐聚结束时,央得餐厅服务小姐给大家摄影留念后,才依依惜别。事后吴初鑫学友给我来信说:“我等平时在家或公务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唯校友相聚时,则可难得放松,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只有此时才是真正开心欢乐之际。”寥寥数语,道出了此次校友欢聚实为人生最惬意之事。
这次餐聚,台南的徐道星学长也是被邀请的,但他没有来参加。徐是我同科系的同学,浙江温岭人,早于1947年去台湾,一直在省立台南女中执教,担任教导主任,退休后改做证券生意。他近年有个怪习惯,若离家到外地过夜,就会睡不着觉,这次校友会定在晚上在台北餐聚,他无法前来参加。事后他特地打电话邀我去台南游览,以便好好招待一番。可我到台北后第一次出游就去过台南了,若早知他在台南,我定会去拜访他的。我以为他会就此罢了,那知他又打电话,又发请帖,约期在台北一家浙江餐馆——宁福楼餐聚,那天,当我乘车到餐馆附近的车站下车,几个同科系的校友已在等候。虽然分别四十多年,当年的青年小伙子都已是皓首老者,但一见面,记忆中依稀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马上相互叫出姓名,紧紧地把对方的手握了再握。徐道星学长那天一早从台南专程坐飞机赶来台北,在餐厅的一间雅座忙着张罗接待。除了我们四个校友外,他还邀请来几位工商界的浙江老乡作陪。散席后,他又邀我们几位校友去咖啡店坐谈了一阵,直到下午五时许,他才告别大家,赴机场搭机回台南。为了海峡两岸校友欢聚,他不辞辛劳,特地从台南赶到台北来设宴接待,这种厚谊隆情,真是感人至深!
飞架心桥两岸通
在酬酢的场合中,有人在仔细的打量我以后说:“您来自大陆,但怎样也看不出您和这里(指台湾)的人有什么不同。”是的,在海峡两岸生活的都是中国人,是同一个“根”的。国家、民族的印烙,传统道德所生发的思想感情,会化成一道桥梁,直逼彼此的心坎,这种心灵上的相通,必然会发展成海峡两岸的“三通”,必然会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不只是我的看法,海峡彼岸的同胞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哥哥给我的送别诗中就这样写道:
欣看两岸往来频,海峡波涛已泛春,
天运转和人恰意,愿同早作太平民。
(项孔言)《浙江工商》,1992年第3期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探国宝
——台湾纪游之五
北京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台北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
一个星期天,我们乘车到士林区的外双溪,向北望去,只见一排仿照北京故宫式样的建筑群耸立在一片青山翠树前,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色彩华丽,显得十分雄伟壮观,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博物院占地220多亩,于1965年落成,第二年启用,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建,故又名“中山博物院”。
收藏历代珍贵文物数十万件
我们沿着石级而上,穿过一座有五门排列的大牌坊,牌坊上题着孙中山先生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牌坊里面是一个整洁的广场,两根高大的白玉华表和两个大石狮分立广场两边,增添了庄严的气氛。再拾级而上,绕过一个铸着“博爱”两字的大铜鼎,便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厅的大门。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许多我国历代文物珍品。这些国宝大都是1948年、1949年从“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馆”中挑选装运来台湾的。有人统计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共计有24万多件(另一说有60多万件)。如果每次展出2500多件,三个月更换一次,那么,需要24年才能全部展览一遍。它每年都吸引一百多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此参观。
博物院正馆有四层楼,正面的平面图如同梅花形,分为五个大厅。第二层以上都是文物珍品展览室,分别展出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绘画、书法、雕刻、服饰等,还有宋官窑、缂绣、古代医药图书、罗汉画、名砚、珍玩多宝格、鼻烟壶等特展。我们在这个祖国文化艺术瑰宝的宫殿里浏览观赏,真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
西周三大青铜器这里居其二
我国古代的青铜文化艺术,独具特色和传统。尤其是商周青铜器,以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和丰富的铭文著称于世。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西周毛公鼎和散氏盘,与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一向被誉为我国西周的三大青铜器,是传世的国宝。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这个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69.4公斤。鼎的形状是大口,半球状深腹圆底,腹底支着三个兽蹄形鼎足,口沿上竖着两只高大的耳柄,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鼎表面的装饰也十分简洁,只在靠口沿的鼎腹上部,饰重环纹带一周,其他部位则不施任何纹饰,显得格外素朴典雅。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每行15字、16字不等,计499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这篇铭文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毛公瘖之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有人称誉毛公鼎铭文可以与《尚书》比美,是人世间最早的典章文学。
散氏盘是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27年以前)的铸物,清乾隆中叶出土。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附耳,圈足,腹饰简化的夔龙纹,足部饰饕餮纹,花纹精致,铜质精粹。盘底刻有铭文19行,每行19字,因最后一行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识故实有357字。铭文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王散氏时所订的约契,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之事,为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文献。
毛公鼎和散氏盘的铭文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商周铭文书法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清秀圆润,笔道丰腴;另一类方峭挺拔,苍劲古拙。毛公鼎和散氏盘的铭文书法正是这两大风格的代表作品,历来为书法家所重,为金文(又名钟鼎文)书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