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代价形成的客观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由此可知，主体总是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活动，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换句话说，人们总是在这个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创造历史的，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前提来理解人的活动，也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制约着人们的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主体的活动所遇到的一切现存的社会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等。
经济条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同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既定的、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和手段，同时也使人们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体系中，从而制约着人们的历史活动及其付出代价的程度。如原始社会的人们仅仅为了获取填饱肚子、维护生存的食物，与洪水猛兽搏斗，就要付出全部精力、体力乃至生命的代价。
这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较为发达的、先进的生产力条件下创造物质财富的数量、劳动产品的质量以及生活的品质等各方面都无法相比。
政治条件，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准则和政治局面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社会代价的形成及其付出的程度，还取决于政治制度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政治准则是否民主，政治局面是否稳定。事实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或凋敝，政治局面的清明或腐败，民生的安乐或困苦，社会代价的形成及其付出的程度，都与此息息相关。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目前，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我们的党依靠广大人民，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可以想见，这自然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即必然会有大量物质的、精力的消耗和某些既得利益的牺牲，这是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达成主体目标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一种自觉的、预想中的代价。但是，只要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兴利除弊，就一定能够以必要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文化条件，包括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旧的传统、风俗习惯等。例如，自然界还有许多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东西，由于受历史和科学条件的限制，尚不能掌握其规律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手段的改进，尚未认识的东西终究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东西。高士其说得好：“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就要冲破不利条件限制，利用生活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并去创造新的条件。”
（2）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一书中指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由于受到事物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限制，因而部分或全部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就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或较大的代价。许多时候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认识事物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才能到达于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3）在社会斗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限制。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这种“暂时失败”就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作出很大的牺牲。但是这种付出和牺牲，是社会进步的代价。
社会代价形成的主观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客观规律是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人们的实践活动越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动性也就发挥得越充分，越有效。反之，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条件尚未具备或超越既定条件的许可，胡思乱想，蛮干一通，就会造成决策失误、关系失衡、行为失范、社会失控，即使再怎样努力和付出，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被动的付出，或多或少超出成本意义上的代价。回顾历史，我们过去之所以出现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包括建国以后，我们出现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事件。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现实的国情。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脱离了现实的国情。没有看到在建设的新时期，还要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大搞阶级斗争，脱离了现实的基本社会状况。所以，这就是失误。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深信，过去那些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事绝不会重演。
（2）道德水平低下，道德责任感缺乏。在中国文化建设领域，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但是，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少数人道德水平低下，道德责任感缺乏的社会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在一些家庭、邻里和社区中，而且反映在一些企业等组织中，甚至导致付出很大的代价。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我国失信成本偏低直接导致了失信现象的泛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弱化，失信的道德成本大大下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较短，与之相应的商品文化底蕴不够，信用观念和意识淡薄，忽视信用资源的利用，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风气。
同时，在社会转型期，受各种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影响，尤其是传统道德评价、控制机制乏力，一些人的价值取向紊乱，道德规范失控。加上某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人们对一些失信现象习以为常，道德对失信行为的约束作用明显弱化。
除此之外，在人群中，总有少数人法律意识淡薄，心理自控力差，产生了越轨行为，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增强角色代价意识
为了增强角色代价意识，就要认真研究减少社会代价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代价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减少社会代价则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减少社会代价，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主体活动的根本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