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持身之要》中告诫子孙辈：“架子不可摆，然有时不得不摆。因如今世人，太示弱，则人人生心，几无容身之地。”一年夏天，一队团丁强行霸占东昌坊口的穆神庙，扰乱社会治安，全坊公众无法对付，寿镜吾就说：“大家都跑到庙里去，不和他们理论，也不和他们说话，大家都端坐在长凳上，看他们怎么样，咳！这难道好打巴掌吗！”他曾联络乡民，状告当地恶霸金四一拆毁别人踏道，为自己建造新寓，后遭金四一带领的一群流氓恶棍殴打，但他毫不畏惧，带伤一人具禀，再次状告金四一种种劣迹，要求官府严办。晚年时，他得知汤寿潜欲拆毁麻溪大坝，为萧山天乐乡泄水，十分气愤，逢人就说：“拆了麻溪坝，不是活活送死吗？”他的长孙寿积明曾回忆说：“祖父为了阻止汤寿潜的这一破坏行动，就曾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到报馆去投稿，给予抨击。”寿镜吾的以诚相见、正直无私、见义勇为的高尚品格，为鲁迅后来的处世待人、韧性战斗树立了楷模。
寿镜吾的“质朴”，更表现在他的生活俭朴，乐于助人。他家从不雇女佣，夫人上厨，他淘米；一件夏布长衫，父子三人轮换穿。他一生不穿绫罗绸缎，甚至凡带上“洋”字的，诸如洋布、洋袜、洋巾之类也绝不穿用，一身土布衣履裤袜。一次，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件皮袍子，他始终搁着不肯穿。他自己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却乐于助人。周建人曾回忆说：“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当鲁迅为了替久病不愈的父亲治病，奔走于当铺与药店，受“名医”的愚弄，遭世人白眼之际，寿镜吾及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设法替他找来三年以上陈仓米的“药引”，还亲自送到他的家里师生间的怡怡之情，甚是动人。寿镜吾的俭朴清贫、乐于助人的生活作风，也深深影响着鲁迅。鲁迅一生过着“朴素的战士的生活”，穿着布制的衣服，即使破了补上一大块也不在乎，从不穿丝织品和其他较讲究的衣服。有一次，他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许广平用蓝色的毛葛给他新做了一件，但他无论如何不肯穿，最后只得转送别人。他的棉被是多年的老棉絮，睡的是铺板，从不来不用藤棚或棕棚，也不愿垫厚褥子。他常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许广平说得好：“鲁迅的日常生活是平民化的。”在经济条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鲁迅却乐意济助穷困的劳动人民。他在北京时，出门常坐人力车，所付车费总比一般要多，常说，人家是要养家糊口的。有一次，他送给一位冻得瑟瑟发抖而买不起棉裤的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以免冻坏腿关节。这些日常生活琐事，使我们从鲁迅身上看到当年寿镜吾“质朴”风尚的形影。
博学 寿镜吾一生勤奋耕读，博学多识。旧时私塾，《四书》、《五经》是学生必读的课本，他不难读得很熟，而且给学生详解诠释，并时加发挥，陈述自己的见解，对学生多有启迪。
他的学生周梅卿曾回忆说：“记得有个灯谜：‘一人坐轿两人抬，跷脚跟板随后来。’别人打不着，他猜透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可见寿先生《四书》读得很熟。”他的长孙寿积明也说：“祖父读书既无师承，但凭自己钻研。青年时期既不爱八股文，就多读春秋三传、楚辞、文选、史、汉等书。中年博览群书，注重义理而不尚词章。更喜诸子，对庄子喜其奇恣，荀子喜其理论，以及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都常常朗诵。对古文爱昌黎、老泉；对诗，李杜之外，爱香山、昌谷；对清人袁子才的骈文和尺牍，也有所赞许。”难怪鲁迅称赞他是“渊博的宿儒”。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读完《四书》、《五经》后，仍不满足，他认为难得有寿镜吾这样博学的老师指教，就决心多读几部书，因而除《四书》、《五经》外，他又读了《尔雅》，《周礼》和《仪礼》这三部经书，后来鲁迅在创作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杂文时，常结合现实，活用经书里的语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文章更增添了反封建的色彩。这功力，无疑得之于寿镜吾的辛勤教诲和培育。
寿镜吾除熟读经书外，案头常放着《十七史论赞》以及手抄本《唐诗》、《杂选本快笔》，时时诵读。他尤爱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并额外给学生详细讲解。鲁迅“耳濡目染”，独能“心领神会”，从此对汉魏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于抽屉中暗阅。中年又致力于汉魏文学的研究，作有《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论着，精心校勘《嵇康集》。他赞扬“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并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他尤其推崇孔融和嵇康的文章，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可见鲁迅作品的风格，尤其是他的杂文，深受魏晋文学的影响。友人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
由上可知，鲁迅与魏晋文学关系十分密切。有人说：“鲁迅开始接近魏晋文学，是与章太炎有关的。”我们认为，这种渊源关系，应该更早地追溯到鲁迅少年时代得之于寿镜吾的熏陶。
寿镜吾寸阴是惜，手不释卷。但在青年时曾一度迷恋围棋，有时竟忘了吃饭、睡觉。到了中年，突然猛省：“十几年功夫，读了书，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现在不能再蹉跎了。”于是愤然戒棋，发奋攻读，陶醉于浩瀚的知识海洋之中。他曾说：“遇枯寂无聊，但取古书看之，尽多佳趣，何必东张西赵，征逐滥交。”鲁迅一生视时间为生命，很少休息和娱乐，总是埋头于书海中，伏案在书桌旁，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他常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晚年时病魔缠身，健康恶化，他更强烈地感到“要赶快做”。他是一个终身荷戈而绝不解甲的能征惯斗的战士，毕生从事新文化运动凡三十年，为后人留下了八百万字的巨大精神财富，把一生有限时间作了最充分的利用。在争分夺秒、勤奋治学这点上，鲁迅和他的老师寿镜吾是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
寿镜吾勤于写作，诗文颇多，可惜留存于世的很少。他曾参加绍兴知识界几位知名人士组织的“志学会”。“他们的志愿有三个：（1）愿天下无贫人；（2）愿天下无病人；（3）愿天下无恶人。”但该会其实并没有作出具体成绩，也不曾有发展。现在绍兴图书馆尚收藏该会组织者、三江孝廉王积成的遗稿《求知斋遗墨》，里面有寿镜吾所作的序文。此外，绍兴鲁迅纪念馆还藏有一本《曾母谭太夫人六秩寿言初编》，内收有寿镜吾八首贺诗，一副寿联。这些诗文均系最近发现，虽属应酬之作，无大价值，但作为寿镜吾的佚诗佚文而保存至今，也算是弥足珍贵了。至于其他一些诗文，均已或将陆续刊布，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寿镜吾作为封建时代私塾的老师，自有其种种的局限。鲁迅在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虽怀着恭敬的态度，尊称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对他采用古老的塾规、陈腐的教学内容和刻板的教学方法，还是进行了善意的、恰如其分的批评。然而寿镜吾不仅仅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所以鲁迅把批判的矛头始终针对整个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寿镜吾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不能逾越社会的鸿沟，脱离时代的漩涡。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人民教师的标准，去苛求一位封建时代的塾师，让无辜的寿镜吾去背负莫须有的种种罪责。
作者简介
王德林（1940-），浙江杭州人。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度在嵊县黄泽中学任教，后在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执教。
裘士雄（1943-），浙江嵊州人。研究馆员。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毕业，1972年开始，一直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