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浙江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项目，从2003年立项到现在正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出版，先后长达六年。之所以如此，固然与诸多杂事的缠身不无有关，但同时恐怕也有选题方面的客观因素。因为“江南文化”的题目实在有点大，它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似乎显得有点“隔”；其概念内涵、边界也不那么清晰，处理不当，很容易流于空洞或空疏。再说，可用作借鉴的、直接有用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本书采用以浙江、江苏为主，兼顾上海的方式对此进行解读。也就是说，将“江南文化”具体为浙、江、沪三地的文化，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狭义的“江南文化”的概念。具体论述分上、下两编展开：上编部分，主要从“思潮与事件”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涉及“断裂”事件、“新概念作文”事件、《沙家浜》事件、余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的论争、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论争、江南的寻根文学、江南的先锋文学等。
上述这些事件与思潮当然很复杂，但它们都与江南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是江南文化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特殊表现和必然产物。尤其是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大文学主潮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它的生成和发展更是与江南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江南文化的直接融入和催化，就没有它的挟裹文坛的潮涌。
下编部分，着重从“创作与批评”两个维度进行观照，具体包括作家创作、文学批评、批评家的实践以及文学刊物等有关内容。它与文学本体相对较近，自然也相对较为具体地探讨江南文化之对跨世纪文学思潮的影响。需要指出，在作家创作部分，本书只选择了余华、苏童、毕飞宇和艾伟四位作家，这主要是考虑年轻或较年轻作家已日益明显地在跨世纪文学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它并无价值评判的含意。实际上，在“几代同堂”的当代中国文坛，每代作家甚至每个作家都在为文坛作出属于自己的、他人无法取代的贡献；包括比余华、苏童、毕飞宇和艾伟年长或同代的作家，也包括比他们更年轻的作家，我们在这里只是举例分析而已。
十年前，笔者曾主编出版过一本《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内中入选的作家涉及面较广（当然仅限于浙江当代文学的范畴）。本书从某种意义上，不妨可看作是《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的一个扩展版。在这里，尽管我们从江南文化的宏观大视野出发，将研究目光从文学浙军扩展到了文学苏军，文学沪军，但在具体写作时还是比较注意其与原有的《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之间的对接。我不想重复自己，但也不想割断与以往研究之间的联系；何况这个论题与十年前的话题，确有某种相似或一致之处！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着作，笔者考虑最多的还是在内容上如何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像其他有些地域文化文学着作那样，光是研究作家作品，我以为是不够的，也嫌简单和平面。而要在这方面有所拓展，在当下，有必要借鉴和引进近些年来在学界盛行的文化批评的思维、理念及方法。这也是本书的用力之所在，是笔者花费心思较多的地方。上编部分有关“断裂”的几个文化事件的章节的编排，下编部分有关文学批评特别是《江南》等文学刊物的篇目的设置，就努力追求和体现这样的研究理念。如此这般，浙、江、沪三地文学遂被还原并纳入更为开阔、也更为复杂的跨世纪“江南文化场”中进行透视。
文本与超文本，具体地说就是文学与事件、思潮、批评、刊物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它变成了诸多“历史合力”的产物。这样的研究也许不像一般的纯文学研究那样“纯粹”，但它却从整体的宏观高度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烟雨江南大地上的文学，作出了更具本色和本真的概括。
本书由笔者编撰和确立写作细纲，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研究生的支持。当然在这之中，他们也借鉴吸纳了我不少的观点，并最终由我统稿、修改和润色。为了尊重他们的劳动，也是按照学术规范，对其撰写的部分，我均在相关章节的结尾予以署名。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不当和错误也在所难免。恳望得到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最后借此机会，对为本书出版付出艰苦劳动的责任编辑钟仲南、文字编辑宋旭华两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吴秀明
2009年“五一”节于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