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的话语、象征性的符号，商品潮对于市民生活的深刻影响，种种由社会而文学的问题，在陈思和、王晓明、杨剑龙、吴炫、费振钟、王彬彬等学者的着述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突出的问题开始浮出地表，即：在世纪末的都市中，人们对商品的兴趣日趋浓厚，而这种兴趣似乎是以放弃文学艺术的人文理想作为代价的。当艺术中的人文精神日益淡薄，而商品气息日益浓厚之时，是否就意味着文艺的没落、人类崇高精神理想的消亡？如果这样的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人类的明天是否就意味着精神的萎靡和肉欲的极度膨胀？人类是否从此被打入自己设立的地狱之中？
不难发现，江南较为开放的经济环境带来了都市的快速发展，而这样的地域条件又为学者的观察、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图景。因此，这一讨论首发于上海而波及江南学术界，并在这一三角洲地带首先得以迅速、深入的展开，是有其必然的人文地理因素的。
同时，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高校林立，人文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加之人才济济，学术氛围宽松，文化积淀深厚，这样的人文条件均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当然，所谓“乱花迷人眼”，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图景与文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人们眼前打开，也使学者霎那间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众多的信息。讨论的展开陷于“众声喧哗”之中。正因为本次讨论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观点，故在学者之间形成了激烈的交锋。
着名的两场辩论发生在陈思和与张颐武以及“二王”（王蒙与王彬彬）之间。陈思和认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其失落也早，其遮蔽也久，并不是近年的经济大潮冲击下才出现的。相反，恰恰是今天时代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提倡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但张颐武却提出“人文精神”意味着话语的霸权：“这无非是在重复着80年代有关‘主体’‘人的本质力量’的神话，只是将处于语言之外的神秘的权威表述为‘人文精神’而已”，“它决不是对当下文化的拯救，而是更深地陷入了知识／权力运作的网络之中，乃是在全球性的西方话语中提供的一种驯服的‘他者’的形象”。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蒙意识到“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是针对“通俗文艺”、“调侃文学”与“痞子文学”而发的，因此在极为不满的情况下，驳斥道：“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他甚至将原本属于学术上的探讨想象成罪无可恕的暴政，联想到“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而王彬彬则接过这个话题，强调了人文精神失落的严峻局面：“中国作家、文人的聪明，则是与人文精神形同冰炭的。那种技术性的生存策略，那种过于发达的现实感和务实精神，那种形而下的‘术’，都绝对是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低调论者只对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以神圣、崇高、理想名义出现的恶感兴趣，而对更多更普遍的世俗性质的、丝毫不带神圣、崇高、理想色彩的恶则无动于衷”，“人固然可能在神圣、崇高、理想的名义下作恶，但人更可能在‘我是流氓我怕准’、‘千万别把我当人’旗号下作恶，更可能在践踏了一切神圣、崇高、理想的情况下，在泯灭了最起码的良知和正义的情况下作恶”。于是，文人之间展开了火药味十足的论争。与此同时，作家刘心武与“二张”（张承志、张炜）分别“加盟”反对派与主张派，他们激情十足的言论无疑又给这些辩论增添了许多主观色彩，使许多问题纠缠于武断片面的论断而无法在学理的层面上深入下去。
今天在我们看来，颇具有趣味性的是，两场大争论似乎代表了北方与南方学者的学术方法、思维方式之争。虽然当初在具体论争展开时，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参与其中，也无法绝对地用南方或北方的划分来圈定学者们的“属性”，但就站在争论最前沿的这些学者来看，却的确大体存在着这种地域性，如北方的张颐武、陈晓明、王蒙等；南方的陈思和、王晓明、王彬彬等。两地的学者在学术上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性：南方，尤以江南文人为主体，显然认为对“人文精神”的提倡是必要的。不管这个命名是否能找到历史的渊源，是否具有科学性，总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其合法性，而在于其如何提倡，如何在当下文学研究中反映出它的精髓。而北方的学者恰好强调的是这个命题的合法性，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传统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再一次地在这个讨论中显示出它的巨大惯性来。他们对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与当下所提倡的“人文精神”进行了诸多比较，认为这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既然如此，那么，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人文精神”就缺乏了在历史上存在的必要证据，因此，也不可能“重提”。从这个论证思路出发，“人文精神”存在的科学性就受到了质疑。
理解了南北学者在研究问题时的不同思维方式，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论争中，会出现诸如张颐武指责“小的利益集团为了蝇头小利”之类尖刻的话语，或如王蒙、王朔等所提到的“躲避崇高”等话题，又或如“二张”（张承志、张炜）所高举的颠覆一切、进行文化批判的大旗。的确，在商品大潮的挤压下，北方的学者更多的是回溯到往昔，思考历史上文学以附庸的身份出现时的经验教训。在回顾中，他们看到文学以政治的附庸，以“假、大、空”的方式出现的种种可憎的面目，于是王蒙才有“躲避崇高”一说（这里的崇高其实是指传统束缚着文学的狭隘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等，将如此“崇高”与“人文精神”相对等，难免会产生对于“人文精神”的排斥心理），王朔的“痞子学说”才能够非常奇妙地与之结合为一体。而“二张”的主张看似为对江南学者的有力支持，但其中的偏执观点却并非江南文人的主张。
这两位在抬高人文理想的地位的同时，也暴露出与“二王”等文人同样的思维模式，即回到历史中去考察“人文精神”这一命题的意义。
与王蒙等人相比，他们从同样的思维模式出发，却正好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向了对当下商品社会的否定，因此，在他们的有关文集中，对当下商品经济的绝然否定成为其中主要的思想。他们主张要用人文精神来制约商品经济，这显然是过于悲观偏激了。而在争论另一方的江南学者看来，“人文精神大讨论”是针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而展开的，自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与现实意义，因此也毋需过多地纠缠于历史，或在故纸堆中寻找它的渊源。五四启蒙精神固然可以作为它的思想源流，但他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在当下语境中的人文精神，探讨它与商品大潮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它如何走向超越的问题。
从文学对人的理想的张扬来说，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它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学者对当下问题极为敏锐的视觉和高度关注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双方火药味颇浓的论争中，彼此的观念并未得到很好的交流沟通，对许多问题的探讨未能在一个方向上用力，结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最后的草草收场。
鉴于这场讨论在概念上的含糊不清而带来的混乱，在后来有关文人精神的讨论中，出现了“知识分子立场”这一“更为确切的术语”。
上海学者许纪霖、南京学者周宪等人成为研究这一命题的中坚力量。
江南文化圈再次表现出学者们对于人文精神的高扬和坚守。
“人文精神”讨论虽然在争议中降下了帷幕，但它依然以各种衍化的形式出现在文坛，如“纯文学”的讨论便是典型的一例。有关“纯文学”问题的探讨，断断续续见于80年代的文学争鸣中。2001年，《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举办了有关“纯文学”的专题讨论，陆续刊发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文，遂引发了我们对新时代中的“纯文学”的重新认识。
本次讨论关注的是商业社会对文学自身的强大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次讨论衔接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某些话题，显示了江南学者对“商品-文学-人”这一关系链的敏感。
处于文学探索前沿的《上海文学》在90年代中期，就已率先关注起文学中的都市文化、市民文化，先后举办过“文化关怀小说”及“新市民小说”等征文活动，并在民间立场等的理论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在研究的重点上，它是有着都市民间立场的传统的。丰富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准备为日后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作家李陀与李静的谈话录发表，从而掀起了“纯文学”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南北学者同样显示出各自对于商品化大潮的不同态度。北京的李陀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90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凡是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
但江南学者却大多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两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如葛红兵虽然认为当下的文学“不再介入人民的经验世界，也不再介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但依然还存在着“启蒙的纯文学”，它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和自由”；另一种“我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路，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忽略个体价值和感性存在的做法，将人的自由和解放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整体转化到感性生命个体，将欲望和激情看做人的本质”。显然，对个人欲望的追求在这里被赋予“启蒙”的崇高意义，再也不是与人文理想相冲突的卑琐之物了。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精神与市场经济间抹去了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这反映了评论家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统一的一种努力。如果纯文学与商品化大潮并行不悖，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文学的现状悲观失望，只要换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学的进步而不是衰落。原来，文学介入生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可以实现互补。
讨论中，江南学者显示出其对于文学与商业关系的敏锐而宽容的心态、灵活的视角。他们指出商业之与文学的不可回避的相互影响力，而作家们应该做的，不是对商业围追堵截，而是如何疏导与贯通两者关系的问题。这些真知灼见使我们学会了应怎样在商业化的条件下理性地看待文学的精神与文学的职能；它也使前期“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有关问题得以深入展开。
（黄健、吴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