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先锋文学潮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洪峰、孙甘露、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北村等一批年轻作家共同促成的一股崭新以至是“陌生”的文学思潮。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不同，这股文学潮流从叙事方式到写作观念都显得异常独特。它的出现，全面颠覆了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写作常规。因此先锋文学甫一问世就成为了文坛瞩目的焦点。如今，曾经的喧嚣虽早已归于沉寂，然而先锋文学中所蕴含的种种问题却远未得到全面而深入的清理。特别是先锋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展开，既是对先锋文学的评价与思考，同时也是对先锋文学中国化经验的归纳与反思。本章将以对先锋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文化为背景，对先锋文学进行重新的梳理与定位。
第一节江南文化与先锋文学的内在联系
从地域划分的角度来看，先锋作家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江南有着血脉亲缘，比如：余华自小生长在浙江海盐，苏童生于江苏苏州，叶兆言则来自江苏南京。这些受到江南山水滋养的先锋作家们，其创作既表现出与马原等人一样的精神原则，又不同程度地带有潮湿的南方气息。特别是当先锋文学由最初的学习世界转向融合本民族文化资源时，他们笔下的江南气韵更加明显。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来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主流的、正统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深。当先锋文学向纵深发展时，他们往往是以地方化、区域化的方式来完成对中国情绪、经验的感知与表达。而江南文化与先锋思潮，虽来源不同，内容各异却又存在着某种契合，因此受到江南文化浸染的余华、苏童们成为了将先锋文学引入成熟阶段的主力军。正如余华所说：“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种种迹象表明，这批作家在先锋文学上的成就与江南文化有着或隐或现的精神联系。但是影响这批先锋作家的江南文化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而是一个多元、立体的文化综合体。它包含两个主要类别：一是传统的江南文化，一是现代的江南文化。尤其是多少被忽视了的现代江南文化，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变化，以其独特的品格风貌为先锋文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平台。同时，江南文化又分为显性与隐性两个主要层面，显性的江南文化，是为历代文人墨客所传诵的灵山秀水，细雨微风，而隐性的江南文化则涵盖更广，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地域文化的潜移默化，江南文化的诸多因素成就了余华、苏童等一批江南先锋作家们。当曾经的先锋作家们大多沉寂时，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将先锋文学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如同江南文化对先锋文学的促进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江南先锋作家的创作也恢复、凸显那些被忽视、遮蔽了江南文化因素，使江南文化日趋丰富和立体。
与先锋思潮产生共鸣的江南文化因素之一，就是非中心性，或者说边缘性。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也因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域文化。这众多地域文化基本上被分作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两个大的分支。由于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北方文化也因此成为了主流文化。
南方、南方文化则处于相对的弱势。作为南方文化典型代表的江南文化，虽然拥有璀璨的光彩，杰出的代表，却不得不长期处于边缘。
刘士林在他编着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中认为：“如同中国话语在当代世界话语地图中属于弱势群体一样，江南话语在中国一直扮演的也是一种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虽然边缘地位对于江南文化来说有失公允，却使它与先锋思潮邂逅，两者共同造就了一段文学史传奇。与边缘的江南文化一样，先锋文学求新、求变、求异的精神特质，注定了它很难成为中心、权威、主流，也使得它与中心、权威、主流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对抗并在对抗中处于边缘。这是先锋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对它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酝酿、发展造成了重重阻碍。新时期以来，不是没有作家进行过试图突破现实主义的新尝试，在王蒙、宗璞等人的创作中，也曾经有意识地引入过一些具有先锋意味的创作技巧。但他们囿于思维的惯性，总是将这些技巧与重大的社会、政治等体制性命题来进行结合，虽也表现出了些许新意，却无法真正形成全面的突破。所以他们的尝试只是停留在艺术形式的层面，甚至连形式的实质性突破都无法最终达成。这是尝试初期的必然经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先锋与主流文化结合时的勉强与冲突。同样的边缘地位，同样的与主流、正统对立的姿态，使先锋与作为正统文学断裂层的江南文化存在着沟通的可能。由此观之，先锋文学之所以会由受到江南文化影响的作家们带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偶然。
其次，对先锋文学产生促进作用的还有江南文化中“剑气”的底蕴。虽然在显性层面，江南多是温和婉约的。而事实上，江南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鼓荡、延续着凌厉、强健的“剑气”。《汉书·地理志》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如果说“水”象征着江南的“文”与“柔”，“剑”则象征着江南文化“武”的一面，“反抗”的一面，是江南凌厉、倔强风骨的文化符号。
古时干将、莫邪的坚韧勇敢，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都展现了充沛的“剑气”。即便南朝以后，江南文化逐步被规范、定位为纤美阴柔，然而在其温柔的外表之下中刚性的剑气仍绵绵不绝。近代以来，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暗夜疾呼，秋瑾“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大义慷慨，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弃医从文，都继承了江南文化的“剑气”传统，对于一切不合理的桎梏进行了尖锐的反抗。经历了重重波折之后，江南文化中的凌厉而富有神采的“剑”气在先锋作家这里再一次焕发了光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许多先锋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裹足不前时，正是余华、苏童这些受到江南“剑”气鼓动的作家们，仍在努力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进行了艰难的突围，最终将先锋引向深入。这些江南先锋作家们勇于突破一切既定陈规的勇气是对江南文化剑气底蕴的延续与创新。先锋文学之所以能够逐渐摆脱生硬的摹仿，能够逐渐将来自于世界语境的理念、技巧融会到中国故事与中国情绪中，当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也与江南文化的剑气底蕴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
第三，影响先锋文学发展的江南文化因素是其独特的、调和型的现代性因素。如果说非中心性、“剑气”都还只是在精神走向上对先锋作家、先锋思潮进行了响应与支持，那么江南文化中调和型的现代性特质则直接对先锋创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由农业到工商业，由农村到城市的演变。由目前的发展态势综合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中国并不平衡。广大的中西部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乡村经济的阶段，东南沿海却早已经达到了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展露出国际性大都市的风姿。作为衔接南北的江南一隅，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传承、发展态势成为了联结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过渡地带。从地理上看，江南背依内陆，面向大海，特别是与中国国际型的都会——上海毗邻而居，享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既拥有对城市的言说权利，也保存着对乡村的体验感知。从历史传承上来看，江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柳永的《望海潮》中用“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浓墨重彩极力渲染了杭州的富饶。明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就出现在江南地区。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其他城市的继发现代性相比，江南城市还在某种程度上葆有中国自身的经验。面对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它不仅仅只拥有急切的心态，还多了一份从容、自在。从发展态势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也是得风气之先，经济得到了飞速前进，其独特的“浙商”模式成为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影响也由一个地区扩展到了整个中国，甚至扩张到国际范围内，对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此独特的因素共同促使了一个极富个性的现代江南文化的产生。应该承认这个文化本身也存在着缺陷，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江南文化提供了一种样本，它既回顾传统，又面向现代；既可依赖现代修正、弥补传统，又可通过传统约束、调整现代，而不至于走到极端。如果有机会到江南最富盛名的西湖边漫步，这种感觉会更加直观、强烈：一面是远山如黛，灵山秀水，一面是高楼林立，市井繁华，看似矛盾的两者却合谐地统一在了一起，徜徉其中的人们也不会察觉到丝毫的不妥。
现代江南文化除了给江南的先锋作家们提供最鲜活的生活体验之外，它所具有的这种调和品格，也直接规范了江南先锋作家们的走向。一方面使他们极富热情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至于过分地极端。从这些作家的创作过程来看，他们每每接近极端的边缘就会进行自我修正或者会把最尖锐的东西包裹在柔和之中。先锋所谓的“转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文人们由于缺少哲学、宗教支撑，往往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思维习惯，非古即今，非左即右。
呼吸着江南文化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借助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踏入这样的歧路。当一些曾经的先锋作家沉迷于形式难以自拔，江南的先锋作家们却看到了单一的形式诉求的局限，又重新回到了故事与情节之中。当一些更加“先锋”的作家们，沉浸于城市所带来物质狂欢、肉体放纵时，这样的题材在江南作家笔下却鲜有出现，他们依然向着精神世界掘进，显示出了应有的深度与力度。
第二节精神层面的突破
借助于立体的江南文化，以余华、苏童为代表的江南先锋作家用自己的创作为中国先锋文学树起了高度，也代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逐渐形成了对话的局面。虽然他们很少在作品中点明具体的地点，但是“江南”的气息却始终笼罩在文本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写了具有地域特点的细雨、水田、湿漉漉的青石板，更是因为他们表达出了“江南”的情绪与情感。同时，他们所表达出的这些情绪、情感，又不仅仅只是属于江南这一特定区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种精神状况、历程将扩散至越来越多的城市、乡村。因此，研究江南的先锋历程，也将会为我们理解和展望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某种经验与提示。
江南先锋文学精神层面的突破，通过非理性的觉醒、迷茫与修正三个阶段，经由弑父、疯癫、暴力、漂泊、回归及重塑父亲等若干图景，表现出了精神掘进深度和可贵的自我反思品质。
1.非理性的觉醒——弑父、疯癫与暴力
虽然江南的先锋文学最直观的变革是在形式层面，然而其最富生命力的却是在精神层面上的突破。在先锋作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非理性得以进入中国文学的视野，进而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