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论述，它也深刻揭示了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第一，国家是阶级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这说明，在阶级社会，国家治理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根基。第二，国家作为“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为获得自身权威与“合法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无一例外地要以“第三者”身份出现，“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第三，在阶级冲突中，国家并非中立的公正人，也并非真正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国家始终是社会的对立物，这是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这说明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不是国家自身，而是社会。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阶级（阶层）的差别与矛盾、国家（政府）的身份与合法性、国家的历史命运与价值取向始终是国家治理必须正视的根本性问题。对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作了深刻阐释。
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了新的价值根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已换成了原来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经济上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原来也是被统治的农民阶级成了无产阶级最亲密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的明显改善和就业方式的灵活多样，使工人阶级已经越来越具有广泛的含义。我国农民也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大变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日益向城镇转移，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可见，工人和农民是我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统治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特殊利益”就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具有明显的普遍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中间阶层，它业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发展壮大的群众基础。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就是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所理解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国家统治集团自身的集团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并不存在自身的集团利益。首先，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以凝聚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意识为己任，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特色。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国家统治集团并不是一个自利的集团，它在逻辑上是不存在自身的集团利益的。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否认国家的“经济人”本性的，也否认国家统治集团拥有自身的集团利益，而只承认国家代表统治阶级利益。
以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及其公职活动的本质属性就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以权力委托和劳务“买卖”为合法性根据的，官僚组织和公职人员在公共领域被要求完全排除开自身利益。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与以往国家形态中的国家特殊利益具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本质上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存在国家统治集团自身的集团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的差别和悖论。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国家作为“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所具有的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本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本质就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根基。
然而，对于还存在着社会利益差别，还存在着阶级、阶层的差别和矛盾及其特殊斗争形式的当代中国，国家能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二）“合乎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
国家治理实践就是以政府为实践主体对国家职能的执行和发挥，国家治理成效怎样，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实现和发展得怎样，关键在于国家治理能否确立并始终遵循科学的实践原则。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政府执行和发挥国家职能也就是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反作用。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经济情况”，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是指国家治理能够使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劳动者能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社会经济发展要符合劳动者的利益。其次，“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指国家治理实践始终要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再者，这里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单指经济方面，它还包含建筑在经济发展的一般精神和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等先进的文化意识形态。
最后，所有这些因素蕴藏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如果政治权力违背或者未能充分体现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这些能量就会以各种方式释放出来，从而形成既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压力”，并直接指向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本身。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来说，为避免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在执行和发挥国家职能尤其是社会管理职能时，始终要“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代表中国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