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效卫教授在从事《金瓶梅》英语新译本的同时，提出论文《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我曾撮要译述了他的这篇论文，并且提出质疑，然后请他写了答辩，同时发表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现在我很高兴关心这个问题的我国读者能读到他的全文，不经任何删节和改动。汤显祖和《金瓶梅》抄本的最早所有人之一刘守有父子关系密切，他的《南柯记》传奇结尾又分明受到《金瓶梅》第一百回的影响。他可能是或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学术讨论的日程上来。现在由南京出生的美国学者芮效卫教授和我在普林斯顿讨论会上友好地先开其端，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夏志清教授的《金瓶梅新论》深入浅出，原为西方英语读者而写，却也可供专业者参考。他很推崇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实际上他自己的一些具体想法却倾向于否认《金瓶梅》是个人创作。此文无意于考证，它的若干论述却像考证那样严密。它指出“作者那种明显的粗心大意，他那种抓住机会不放、爱使用嘲弄、夸大讽刺的冲动，他那种大抄词曲的酷好，到处都损坏了这本小说写实主义的外表”。看来好像过于苛刻，其实处处都有原文作为依据。它对小说的艺术成就谈得少了一些，可能美中不足，但对过高地评价《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流行倾向可能会起清醒剂的作用。
它把小说分为三部分，头十回沿袭《水浒传》，还没有显出自己的明显特色，后二十回则是“一堆很少有联系的故事拼凑在一起”，只有当中七十回才具有现实主义的完整性，论文作者称之为小说中的小说。有一些话可能说过头，但能给人以启发。
史梅蕊女士的论文《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花园意象》对两大名着作了别开生面的对照。花园在两者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中所起的作用和暗示，论文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小说作者死而有知，必将引以为知音。
“这场发生在花园里的生死搏斗以西门庆为中心而展开。实质上这是花园的哪一方面在他心中占上风的问题。”论文以李瓶儿象征春，潘金莲象征秋。作者接着说：“他（西门庆）对瓶儿和孩子的迷恋与他对待金莲的矛盾情绪适成尖锐的对照。对金莲，他又怕又要，所以他对她总是威吓和迁就相交替。”这是她论《金瓶梅》。她以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在个性上互为补充，一是秋妹，一是春姐，类似李瓶儿和潘金莲而关系远为复杂。某些说法可能求之过深，略嫌穿凿，但并未到牵强附会的地步。
《金瓶梅》既是社会小说，又是色情小说。第二十六回和第二十七回恰恰可以分别作为两者的代表，包括各自的所长和所短。杨沂教授的论文《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和柯丽德教授的论文《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表明他们和我一样重视这两回书，虽然具体看法很不一样。
杨沂教授的论文指出：宋惠莲可说是潘金莲的影子，两人本来同名，出身相似，同样机变伶俐，只是惠莲不像金莲那样多才多艺。她们的行事几乎可以逐一对照。宋惠莲“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后一个女人，企图与西门庆私通以改善自身的处境。韩道国老婆、贲四老婆和奶妈如意儿等都是一类人。但是有一点不同，她们似乎都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府第中其他女人竞争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们意识到自己地位太低，太不足道，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屈辱的地位”。而宋惠莲却不甘屈居人下，她竟去教训孟月楼如何掷骰子，又多次和潘金莲一比高下。在元宵节看灯的晚上，她当众显示自己的金莲比潘金莲的还小，还和陈经济一路嘲戏，仿佛有意和她争宠。她最会打秋千，使众女流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论文体贴入微地分析了她的多次脸红。这些都是争强好胜的表现，“部分抵消了她的淫荡本性”，这和她最后自杀密切相关。论文认为她的自杀，既不是她的贞节所致，因为她滥交男人谈不上这一点；也不是下层群众之间的相怜相惜，因为她对同辈婢仆并未表示同情之感。论文指出：“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红楼梦》作者在内，能驾驭几股相反的力量在同一个事件中而又如此清晰可辨，使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仍对它的艺术力量感到困惑，无法全面而透彻地解释这一切。”这就是《金瓶梅》“现实主义模式的独特成功之处”。这些分析都很贴切而深刻。那么，宋惠莲对她丈夫来旺儿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论文解释说：“在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就已有一位小说作者熟知如何在描写男女性爱时开展一种母子关系的形式。例如，不管何时来旺的安全受到外界恶势力的威胁，‘会怜’（指惠莲）就会在那里出现，张开她那‘母性’的羽翼在保护她的丈夫免受来自西门庆和金莲的打击。”作者明确指出这就是厄第帕司情结。弗洛伊德学说的厄第帕斯情结（0edipus C om plex）指母子相恋的乱伦关系，但惠莲和来旺之间根本无血缘关系，怎能随意比附？作者又以第二十三回宋惠莲和西门庆在雪洞幽会以及第八十四回吴月娘被雪洞禅师搭救为例，指出性爱和宗教在小说中齐头并进是《金瓶梅》的主题，“纵欲即死亡的概念是整部小说的骨髓，也是宗教上彻悟的内在因素”。标题所指的象征作用即指此。这是我看到的以弗洛伊德学说和象征主义解说《金瓶梅》的唯一例子，介绍于此以供热心于西方文学观点的人作参考，虽然我本人对此并无同感。
国外汉学家对儒家经典和宋元理学的兴趣看来比我们大，而国内有些青年对西方文学流派的热衷也令人感到意外，半个一个世纪前曾流行一时而早已衰歇的玩意儿都被看作“现代化”的标志。可能这是正常的情况，各自都想以对方的强处补足自己的弱点。
柯丽德教授可能是上面所说的汉学家之一。她的这篇论文和她的姊妹篇《戏曲在金瓶梅中的作用》一样，《大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张竹坡评点的冷和热的相对论是它们的理论依据。论文以第二十七回作为打开小说题旨的秘密的钥匙。它指出：“既然潘金莲在西门庆最后玩乐中充当了盛梅子的壶（瓶），这些人物情节就为我们提供了组成小说书名的词汇。但这个题目一般被认为是指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三人。”我钦佩论文作者的玄思妙悟，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金瓶梅》这一回的原文不是“盛梅子的壶（瓶）”，盛的是李子。在美国，梅和李不加区别，两者同用一个字表达。但在中国，梅和李连小孩子也能分辨。它们开花时间有先后，果实也大不相同。在文学中，梅是清高孤洁和早春的象征，而李花则给人以艳丽和艳阳的联想。除非书名叫《金瓶李》，否则，这个结论无论怎样也难以成立。
俄文本译者马努辛教授的论文《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和娥尔佳·费舒曼教授的论文《论金瓶梅》立论平稳而要言不烦，不失为一般评介的简明扼要之作，它们反映了苏联汉学界的文风。
法文本译者雷威安教授的《金瓶梅法译本导言》和艾金布勒教授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前言》为我们提供了这本小说在欧洲翻译出版和各方评论的种种情况，远远超出法译本的范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书欧洲学者论文入选过少的缺陷。这两篇论文是为法国读者而写的，某些评介对国内读者无此必要，因此有较多的删节，希望得到作者谅解。
由进步思想家李贽所开创，到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而臻于极盛的明清小说评点在国内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人提到评点派一词，多少带有一点贬意。因为评点派探索作品的微言大义，时有牵强附会的倾向，而它无论评论思想或艺术都易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但是为了避免穿凿而放弃应有的寻绎和推求，只见茂林葱郁而对楩楠或樗栎不加分辨，那就走到另一极端去了。浦安迪教授的论文《瑕中之瑜》，是否在分寸之间恰到好处，见仁见智，读者自有高见。他的论文即小见大，由近及远。他指出张竹坡因袭崇祯本的评注，而崇祯本的评注则又反映了“李贽名下评注本所共有的论点”。作者指出，崇祯本的评点甚至可能远溯到《金瓶梅》成书之时，是不是《金瓶梅》也可能有李贽的评点本呢，或不是出于他本人，而是出于他的门人、私淑者以至崇信者之手？这是从它的论文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
这篇论文又指出，谢肇淛在1624年逝世。据他的《小草斋文集》卷二四《金瓶梅跋》所叙述，他阅读的《金瓶梅》是二十卷本。这一点和崇祯本、张竹坡本相同。二十卷本甚至可能溯源得更早。而通常公认早于崇祯本的却是十卷本。从分卷的情况看，二十卷本显然早于十卷本。词话本早于崇祯本的公认看法，作者认为至今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又一重大问题。也许由于分卷本身，无论十卷、二十卷，并不一定涉及具体内容，出版者可以随时加以修改。即使事实如此，词话本和崇祯本孰早孰迟、孰为原本孰为改本的问题，作者认为仍然有待探索。
1986年3月于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