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他的友人。“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序文将唐代着名诗人元稹和元末明初大名鼎鼎的罗贯中夹杂在后起的明代作家中，顺序前后混乱。
它和《金瓶梅》所暴露的许多失误一样，表明序文作者不是文化修养高的文人。此序至少曾经兰陵笑笑生过目，而他没有要求改正，可见两人文化水平相差不远。按照中国古代文人请人写作序文的情况看来，兰陵笑笑生的文化修养不会高于他的友人欣欣子。如果如同有人所猜测，笑笑生就是欣欣子，那原本是一个人。如果写定者是着名文人，那此书出版应在他身后，或虽在他生前，而两地相距甚远，使他难以进行干预。
上面是对《金瓶梅》写定者情况的初步检讨。下面将对他的时代和籍贯采取由大而小，逐渐缩小范围的方法加以论证。
《金瓶梅》多处引用李开先（1502-1568）的传奇《宝剑记》（具体论证见后）。作者《市井艳词又序》说：“《登坛》及《宝剑记》脱稿于丁未夏。”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是《金瓶梅》成书的上限。
《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说：“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刘延伯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东吴弄珠客序末自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丁巳是四十五年（1617）。可见《金瓶梅》成书的下限为1606年，决不迟于1617年。
上限不可能再提早，下限则可修正为万历十七年（1590）。理由如下：（一）汤显祖的《南柯记》和《金瓶梅》一样，两者都以书中人物窥见他们亲人的亡灵作为全书收场。这是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完成《南柯记》以前曾经读完《金瓶梅》抄本的明证。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寄谢在杭书》说：“还从麻城，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余种。世所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刘延伯名承禧，即前文所引《野获编》卷二五记载的《金瓶梅》抄本的最早收藏者之一。他的父亲思云是汤显祖的同年武进士，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已经友谊很深。汤显祖能为他家藏的元人杂剧作鉴定，当然也会看到他家藏的《金瓶梅》抄本。
（二）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历是次年1590），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奏酒色财气四箴，批评并劝谏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恼羞成怒，又苦于无法公开处理，因为一经下令惩办，就会丑闻传播四方，更加难堪。元旦召见宰辅，才商定一个可行办法：雒于仁告病假回乡，不久革职为民。明代末年章奏不批交内阁办理，径自备案存查的弊政，从此开始。《金瓶梅》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当朱翊钧在位时，此书完成在这一事件之后是难以想象的。
（三）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八《觞政同异编》跋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王世贞在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如果考虑到屠本畯访问青浦及王世贞的家乡太仓在万历九年，下限还可以提早十年。
下面对相反的说法提出答辩。
（一）吴晗《金瓶梅的着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送（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吴晗引证《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奏请卖种马。穆宗可卿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国家有兴作赏駥，往往借支太仆银。”吴晗所引其他资料，不赘录。他由此作出如下按语：“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他再根据“番子”、“皇庄”、佛道兴衰、太监擅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过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
吴晗以着名的明史专家作出上述论断，长期以来奉为无可动摇的结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自从明朝设立东厂，就有番子。吴晗说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这是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他说：“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止称官地。”而《明实录》嘉靖十九年六月已有“皇庄”一词记录在案。
佛道兴衰，太监专权不可一概而论，何况小说未必事事都针对明朝现实，只有马价银成为他的唯一有力论据。兹辨之如下。
光绪年间修《深州风土记》第三《赋役》说：“嘉靖十一年，御史陈修请将真定所属起俵马暂征折色，自是有变卖马价折征草场子粒之令。”这是马价银的又一来源，可补吴晗上述引文之不足。《明史》在正史中虽以严谨着称，但难免有疏失，不可一概信从而不加辨别。现将《明实录》所载嘉靖年间借用马价银的部分（不是全部）记载引录如下（所附页码据台湾版）：甲、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
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第4209页）可见早在此时挪借太仆寺马价银已成为度过财政困难的应急办法之一。
乙、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迁显陵条陈五事”，“一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第4510页）丙、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发太仓事故官军班银八十三万八千六百两，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贮库银三十万两，给济太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第4712页）丁、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第4822页）戊、同年六月，“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第4845-4846页）己、嘉靖二十年九月，“给事中王继宗、苏应旻、御史陶谟等以虏警先后疏言边事。上命兵部集廷臣议。至是条上十二事……先朝因大工告急暂借五军三千营军兵充役。近年一既借拨，且并乞团营而复借发马价银三十余万。”（第5089-5091页。以上文字误夺，未校）从《金瓶梅》“紧着起来”、“一时没钱使”等原文看，这句话的通行显然在偶然移用马价银的初期，而不在积习难返的万历十年之后。
（二）郑振铎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列举卢景晖、元微之等人的作品之后评论说：“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着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1495），插入周静轩（礼）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
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按：插入周礼诗的《三国演义》，万历间才流行，不等于他是万历时人。古代文人总要在成名很久之后，人们才会将他的作品引用在另一作品中。《唐书志传演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已多次引用周静轩（礼）的诗。明朝的前代是元朝，这是一个意义；万历的前代是隆庆，隆庆的前代是嘉靖，嘉靖的前代是正德，成化、弘治在正德之前，嘉靖时的作者当然可以泛称它们为前代。知其一，而不记其二，这是郑振铎先生的疏忽，不足为信。
（三）《金瓶梅》第三十五回有（残红水上飘）曲一首，《南宫词纪》列入正宫，曲牌为（玉芙蓉），标题“题情”，署名李日华。《南宫词纪》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俞彦序，出版年代可能更迟。李日华，浙江嘉兴人。生于1565年，卒于1635年或略后。这首曲如果确实是他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可能比本文设想的更迟。本文认为此曲是否此李日华的作品未能成为定论。元明曲谱、曲选中署名搞错的例子不胜枚举。此李日华有《恬致堂集》四十卷传世，其中不载此曲，此其一；他的《味水轩日记》卷七提到《金瓶梅》而不提此事，此其二。写作淫书是不名誉的事，但自己的作品被引入《金瓶梅》中，得以和前代名作《西厢记》（第六十一回）、《琵琶记》（第二十七回）并列，这是另一回事。在李日华和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决不是有失身份的事，何乐而不提它一笔呢？
如果这首（残红水上飘），出于另一李日华即南《西厢》的改编者之手，他的时代至少不迟于陆采（1497-1537）。陆采不满李日华的改编而另起炉灶。如果这样，这首曲子对《金瓶梅》成书年代的考定不会有任何关涉。
（四）有人根据小说第五十八回提到“临清钞关”，断言“到临清上税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如果事实如此，《金瓶梅》成书当然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按：万历二十六年派马堂到临清为税监，是直接派太监到各地抽税，和矿税同时实行。这是万历后期皇帝对人民的特殊剥削手段之一。
而临清钞关则是正常的收税机关。《明史》卷八一云：“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肆居商货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后文列举各地钞关十一处，临清在其内。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设以太监为税监的税使和正常的始于宣德四年（1429）的钞关不可混为一谈。此说难以成立。
（五）断言《金瓶梅》作于或完成于天启（1621）以后以至清初的各家说法②，尽管论证不一，说法各异，他们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致董其昌信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看到的是已成之作的部分抄本，不是提纲之类。据《野获编》卷二五的记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承禧家已有完整的抄本，三年之后，《野获编》作者已从袁小修那里抄得一份全本。今传《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则作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这些记载被推翻前，他们的说法自然无法成立。
吴晓铃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到《花营锦阵》选有笑笑生的作品，不知道他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此书作者未见。据说它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这只能证明他的年代不迟于这一年，和笑笑生年代的上限无关。
《金瓶梅》作者的籍贯有南北二说，恰恰相反。
魏子云先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第136页说：“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鲊、各类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所饮之酒更十九都是黄酒。饮用得最多的一种是所谓金华酒。”戴不凡并以金华酒为例证明小说作者是金华地区人。这样的论证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完全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