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大量翻译西方关于政治社会学的名着，同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变革场景中的政治与社会、政治社会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变化等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王振海等在《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对政权机构与政治社会组织、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政治人与政治参与、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介绍了政治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介绍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前瞻等问题。毛寿龙教授在《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从政治社会学的学术研究现状、西着东移、论着的出版、存在的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归总。彭澎教授在《政府角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研究了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政府定位，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中研究政府角色，研究了政府不同角色与不同功能、不同职能等问题。乔耀章教授在《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从政府与自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家、政府与政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国家间政府关系等八个方面阐述了宏观政府生态。有的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权力基本问题的（例如，卢少华、徐万珉着：《权力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有的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等问题的（例如，徐勇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中国人民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有的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等（例如，李景鹏着：《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的学者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学术背景，研究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主体变化、政治参与变化、社会阶层流动与政治效应等问题（例如，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李培林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的学者对中外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颖等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变革场景中的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权力关系结构变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意义，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只是探索性和铺垫性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体系。
（三）行政生态学对政府权能场域问题的研究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开始用生态学（ecology）的理论来研究作为有机体的政府以及政府行政行为，创立了行政生态学。行政生态学不是对自然环境的行政管理，或环境保护之行政，而是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
最先研究行政生态问题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他于1936年发表《美国社会与公共行政》，提出应当研究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1945年他在赛拉马大学的讲演系统阐述了如何运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管理，1947年他发表《政府生态学》，强调了外部环境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里格斯于1957年发表了《建立一种比较公共行政分类》的文章，后于1961年撰写了《行政生态学》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三类行政系统模式：即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融合型）；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棱柱型）；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衍生型）。里格斯的理论为行政生态学这一分支学科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为研究政府及政府行政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但是，里格斯仅仅就经济环境说明行政模式，未深入涉及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诸要素对行政模式的作用与影响。其后，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等人都对政治生活进行了系统分析，对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化了政治系统生态学研究的内容。
国内学者王沪宁教授对行政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和”，包括与行政系统有直接重要关联作用的政治圈、经济圈和文化圈，以及对行政系统影响不那么显着的生物圈；接着他对这些“圈”的内在构成及其与行政系统的关联方式、作用和功能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政治理论应该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生态政治有三个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和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其中第一个层次为政治“内生态”，第二、三层次为政治“外生态”。由于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政治生态系统，因而政治过程不应当再局限于政治体系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应该包括广阔的社会空间和自然领域。
行政生态学认为政府是行政系统的重要主体，由于行政系统的开放性，政府能够与行政生态环境进行能量互换。政府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政治体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它活动于其中的环境所塑造的”。同时，政府通过输入和输出活动使之与环境之间产生交换关系，以影响和作用于环境。但是，行政生态学仅仅从政府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政府和政府行为的，没有研究政府内部权力结构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四）社会学对权力场域问题的研究
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应该研究权力问题，应该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研究导致权力分配变化的深层原因及其结果。社会学所研究的权力问题主要有：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精英、政党和压力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关系，社会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等。社会学家注重研究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把权力看成是社会与政治联系的载体。社会学对权力的研究集中在权力的理论框架、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结构、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等。社会学所研究的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场力理论（field theory）、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精英理论（elitist theory）。
其中，场力理论假定在多种不同心理力量之中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权力即力量A能够对B的特别生活空间发生影响，这便是结果力量（resultant force）。结果力量是顺服的力量减去反抗的力量的商数。社会学也对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s）模式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模式有：激进-民主模式、民主-多元模式、多重-精英模式和权力精英模式等。
社会学关于权力关系及其权力模式问题的研究结论，对研究作为社会组织体存在的政府及其权能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法国着名学者布迪厄的权力场域理论对研究政府权能的场域基础问题具有直接启发。
布迪厄是20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建立了自己广泛而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无可匹敌，“布迪厄的方法在时下可行的方法中是最为博大精深的，比起诸如德里达和福柯这样的后结构主义的作品，它更深刻地与唯心主义相对立”。布迪厄的权力场域理论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迪厄所说的“场域”不是物理学的电磁场、引力场，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讲的“社会结构”，而是指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之中的行动者所构成的一个阶层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行动者按照行动规则共同建立的社会活动的场所和社会权力的运行空间。布迪厄研究了场域的基本性质、不同场域的特征和共同规律，研究了科学场、艺术场、经济场、官僚场或政治场等各种类型的场域，尤其把经济市场、政治场域作为研究的场域典范。布迪厄认为场域是靠权力关系维系和运行的，权力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可以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或文化性的，在不同的场域中行动者的权力资本与其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呈现相互影响的争斗关系。布迪厄的权力场域理论对研究政府权能场域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五）经济学对政府权能场域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家对政府权能问题的关注是从探讨政府干预与市场域机制两者在市场域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开始的。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强调“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由市场机制的原理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认为：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他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强调对每一个人的行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都应当听其完全自由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政府的功能作用，他说：“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里，亚当·斯密所说的君主实际上就是政府，君主的义务即是政府的职能，这三种职能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为公共利益而为的职能，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克服市场机制外部不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权力应当是有限的，政府权力是在私人权利之外对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的保护，政府是“更夫政府”或“守夜人政府”。斯密还为“更夫政府”定出两条基本规则：一是政府权能必须基于公民的自愿选择和同意；二是政府权能不得滥用。
从亚当·斯密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始终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思考政府干预作用与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功能的强弱、大小，以及二者作用的范围、形式和手段等。斯密强调市场域自发调节，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继承了斯密的衣钵，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创立了供给自动产生需求的着名的“萨伊定律”，强烈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必要的职能和作用就是保证经济活动的自由进行，政府要有效的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证国家的繁荣。政府应当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可以从事公共工程建设的活动，可以创办各类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
始于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被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政府所接受而成为现实的经济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神话才破灭。为了医治经济危机的疮殇，阻止经济危机的重演，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以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为特征的“新政”。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