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兑下艮上，山泽损。上体“艮”为山，中体“坤”为地，下体“兑”为泽。山在泽上，因震动而减损于泽，山上的山石崩泄于泽中，这是一损。还有一损的意思就是损下益上的意思，这是双方有损有益。下面的水不断地冲刷山，山上的石头不断地往下崩泄，上面损了，但益了下面的泽，同时下面泽的水又滋养了山上的万物，它们这是互损互益。
曷：何以。簋：方形的竹盘。
本卦昭示我们，受到损害，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取信于人，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巳”同祀，祭祀。“遄”是速的意思。“尚”与上同。
初九已当损下益上的时刻，与上卦的六四相应。初九本身刚健有余，六四则阴柔不足，于是，初九急速去协助六四。这是舍己为人的善行，不会有灾难。不过，在损益之间，应当斟酌量力，使其适度。
象传说，这是由于上方的六四与初九相应，志同道合的缘故。
这一爻，说明应损则损，但必须量力、适度。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九二阳爻刚毅，在下卦中央，中庸不妄进，因而坚持正道有利；如果积极向外发展，就会发生凶险。虽然舍己助人是应当的，但有时不减损自己而能助益对方，反而使对方更加有益。象传说：这是以中庸为志向的缘故。
这一爻，强调不损而益的道理，原则应当灵活运用，不可拘泥。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损卦由泰卦转变而来，泰卦的下卦减少一个阳爻，上卦增加一个阳爻，就成为损卦。亦即泰卦下卦的三个阳爻损失了一个，所以说，三人行减损了一人。同时，泰卦的上卦有一个阴爻下降，阴阳相遇，所以说，一人行得到朋友。天下万物，都是由一阴一阳结合而成立。因而，一人单独前往，必定会遇到情投意合的朋友；三人一起前往，就会猜疑，不知道应当与哪一人结为同志；其中的一人就会因另外找到同伴而离去。亦即平均的原则，是要损有余、益不足，三人就要减损一人，一人就得增益一人。
这一爻说明损有余益不足的原则。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以阴居阴，阳刚严重不足，因以“疾”喻指其无刚之弊。“损其疾”就是减损自己的柔弱而益之以阳刚。但是六四要靠初九来增益其阳刚。“遄”的行为主体即为初九。六四自损其疾的行为促使初九迅速前来帮助他，这当然是可喜之事。所以爻辞说“有喜，无咎”。
这一爻是说，如果自己乐于克服自身的弱点，别人就会感到容易与你相处，并迅速地、真诚地来帮助你，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只要真诚地表示出改过从善的愿望，仍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帮助。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六五以柔中而居五之尊位，有“虚中”自损而不自益之象，颇得天下的好感，所以尽管与之正应的九二不自损去增益之，仍有别人来增益之。故爻辞说“或（即有人）益之十朋之龟”。别人既然是诚心实意来益之，那么就不便辞谢，故爻辞又说“弗克违”。
这一爻说明，居尊位而能虚中，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来就是由下卦乾阳自损而增益坤阴形成的。现在上九本身是阳刚了，与他正应的六三却是阴柔，因此就要增益他人。这样做看起来是增益他人，其实也是巩固自己。因此与其说上九是一个高尚之士，毋宁说上九是一个高明的统治者。故而爻辞说上九“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所以象传也赞之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这一爻是说，在上者应施惠于人，与人分享财富。
损上益下长远发展
损卦在解卦之后。序卦传云：“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如字面所示，其义为减损，在卦中甚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显然是针对于某一方面或整体大局的领导者而言的。从局势的发展过程来看，此时灾难业已缓解，暂时摆脱困境，虽说是一种解放，但领导者切不可因此而放松自己，甚或放纵行为，因为百废待兴，新的建设之时，又会产生新的隐患和困难潜伏其中。犹如一场洪涝灾害之后，洪水已退，人已无生命之虞，但是房倒屋塌，道路破坏，老弱衣食无靠，饥儿嗷嗷待哺，正在着急地等待救济呢！在此情况下，作为领导者，显然只能损上益下，从长远处着眼，以求可持续发展。这对于领导者来说，既是一种策略上的要求，更应是具有人文意味的领导思想的自觉运用。
在汉初，由于楚汉之际四年多的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卖妻鬻子，城市人口减少，市场混乱。投机商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有时只好乘牛车出门。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汉高祖刘邦并没有注重自己作为最高领导者的个人享受，而是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1）兵士罢归家乡。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军功大小给予田宅。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了汉初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2）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承认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
（3）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4）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5）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同时，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烦，天下越乱；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但秦朝崩溃，正是由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
刘邦的这一系列决策和措施，虽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无论是对于最高统治者还是对于最底层百姓，以及整个社稷民生，都是大有好处的。而刘邦之所以采取损国库（实质也就是他自己）财力而益人民的做法，也正是从长远发展考虑的。诚然，囿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具体措施和目的都有令后世质疑之处，但无论如何，这种领导行为本身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后产生的“文景之治”的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也证明了这种“损上益下、长远发展”的领导思想是符合客观规律、无比正确的。
与此相类的事例在宋朝还出现过：北宋时，实行茶榷专营，国家赋税收入增多，暂时缓解了国家财政亏空的危机；但是时久致疾，弊端百出，几乎是无官不贪，贿赂公行，敲剥百姓之事不断发生，因而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对，为此，宋仁宗于嘉祐四年下达《罢茶榷诏》曰：“历世之弊，一旦以除……损上益下，以休吾民。”这就更为直接地体现了损卦的那种眼前自损，着眼长远收益的领导思想。
所以，作为领导者，无论所负责的是局部还是全局，都应当正确认识眼前及以后的客观形势，以“损上益下、长远发展”的领导思想作指导，当损则损，以暂时的阵痛换取长久的安稳和发展。否则，如果当自损时反自益，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尝到求益不成反而长损不已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