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菜根谭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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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方圆进退:知退一步之法,懂让三分之功(4)

封赏结果,文臣优于武将。那些功臣多为武将,对此颇为不服,其中尤其对萧何封侯地位最高、食邑最多,最为不满。于是,他们不约而同,找到刘邦对此提出质疑:“臣等披坚执锐,亲临战场,多则百余战,少则数十战,九死一生,才得受赏赐。而萧何并无汗马功劳,徒行文墨,安坐议论,为何还封赏最多?”

刘邦作了个形象的比喻,说:“诸位总知道打猎吧!追杀猎物,要靠猎狗,给狗下指示的是猎人。诸位攻城克敌,却与猎狗相似,萧何却能给猎狗发指示,正与猎人相当。更何况萧何是整个家族都跟我起兵,诸位跟从我的能有几个族人?所以我要重赏萧何,诸位不要再疑神疑鬼。”

众功臣私下的议论当然免不了,但毕竟与萧何无仇,对此事再不满也就算了。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边走边观望,只见一群人在宫内不远的水池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看去都是武将打扮,在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什么。刘邦好生奇怪,便把张良找来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这是要聚众谋反呢!”

刘邦一惊:“为何要谋反?”

张良却很平静:“陛下从一个布衣百姓起兵,与众将共取天下,现在所封的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和自家的亲族,所诛杀的是平生自己最恨的人,这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呢?今日不得受封,以后难免被杀,朝不保夕,患得患失,当然要头脑发热,聚众谋反了。”

刘邦紧张起来:“那怎么办呢?”

张良想了半晌,才提出一个问题:“陛下平日在众将中有没有造成过对谁最恨的印象呢?”

刘邦说:“我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他无故降魏,以后又自魏降赵,再自赵降张耳。张耳投我时,才收容了他。现在灭楚不久,我又不便无故杀他,想来实在可恨。”

张良一听,立即说:“好!立即把他封为侯,才可解除眼下的人心浮动。”

刘邦对张良是极端信任的,他对张良的话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他相信张良的话是有道理的。

几天后,刘邦在南宫设酒宴招待群臣。在宴席快散时,传出诏令:“封雍齿为什邡侯。”雍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信无疑真有其事后,才上前拜谢。雍齿封为侯,非同小可。那些未被封侯的将吏和雍齿一样高兴,一个个都喜出望外:“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事情真被张良言中了,矛盾也就这么化解了。

做人应当宽宏大量,不要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或缺点不放,那样,不但证明自己人品的卑劣,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狭隘的胸襟。能宽容待人,能容许人家犯错误,同样能造福于自己和别人,从而避免祸害。

天下最让人喜欢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他们总是按照良心法则去做人做事,从而能赢得人心。一个人能够赢得人心,就会在周围有一大批朋友。朋友是帮助你走向成功的资本。有德之人朋友遍天下,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碗饭吃。中国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这里所说的“靠”,不是依靠,而是大家靠在一起,不把自己孤立封闭。这样,才能风调雨顺,马到成功。有德之人具有极大的感应力与亲和力,根本无需去刻意寻找,自然就会有人来找你,来帮助你!

【原典】

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译释】

立身处世不能过分洁身自好,对于一些污言秽语、羞辱委屈要能适应容纳;与人相处不可把善恶分得太清,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习惯包容。

清浊并包,善恶兼容

持身不可太皎洁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容纳着缤纷多姿、形形色色的人,并且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有君子、有小人、有善良、有丑恶等。这种真实的存在和自然的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地正视和面对。正如性格研究专家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比喻而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教育状况、社会阅历及其自身性格等原因,所形成的差异是必然的。一个人如果要求与他交往的人都像天使一样纯洁、美丽,是极不现实的。句子中的“皎洁”,指洁白明亮。“茹纳得”,即容忍得下之意。茹,含也。范成大《相州》诗有“茹痛含辛说乱华”之语。

简要来讲,这段话的核心,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容不下一点污言秽语,也不要把善恶分得太清。水至清则无鱼。持身太洁,不讲包容,是很难与人相处的。

在生活的空间里,圣洁与污浊并存,善良与丑恶同在。要想做德才兼备、成就大事的真正君子,就必须有清浊并容的雅量和气度,宽宏大量,善于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取其长处,避其之短,不可对别人苛刻或有过高的要求。

宋太宗时期,宰相吕蒙正说过:“水若过清则鱼不留,人若过严则人心背。”

吕蒙正素以不与人计较而出名。他刚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后面指着他对别人说:“这小子也配当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大步走了过去。

其他官员为他深感不平,准备查出此人是谁,吕蒙正知道后,急忙阻止了他们。

散朝后,那些官员还是愤愤不满。吕蒙正却对他们说:“人无完人,他说我一些不好的话,也没什么,谁能保证自己就没过失呢?或许我的确有哪儿做得不好。再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一辈子都得耿耿于怀,多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查问了。况且,说这几句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呀。”人们都佩服他气量大。

可以说,持身不可太皎洁,是宜群合众;污辱垢秽要茹纳得,是谦恭适应;善恶贤愚要包容得,是雅量高风。只有宜群合众,才能和谐共处,只有谦恭适应,才能赢得尊敬,只有包容善恶,才能化解仇恨,这是修身的真经,也是立世的良方。如此,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美好。

【原典】

君子宜净拭冷眼,慎勿轻动刚肠。

【译释】

君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注意保持冷静态度细心观察,切忌随便表现自己耿直的性格,以免坏事。

冷眼观物,热诚有度

交友不要过热甚密

遇事坦诚直率当然没错,但要看对象能否接受。不能因为自己直率妨碍了别人,甚至破坏了友谊。

张明早就知道李强有大手大脚、不拘小节的毛病,张明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汉粗犷豪放的体现,甚至因此埋怨自己什么事都算计,节俭得有点对自己近乎苛刻。

因为照顾得病的父亲,张明通过李强调到了同一单位,两个好朋友一下子形影不离了,聊天、游泳、喝酒,出则成双,入则成对,李强也经常帮助张明照顾父亲。

不久,张明厌倦了这种生活,并开始讨厌李强粗犷豪放的性格。每次吃饭,李强都会要上满满的一桌菜,有时吃完饭,一抹嘴起身便走,留下张明“埋单”。一向节俭的张明劝了李强多少次,李强也不听。一次吃饭,上述情况再一次出现,这一次张明非常恼火,付完钱告诉李强,我有父亲需要照顾,以后吃饭不要叫我了!李强吃了一惊,也非常生气,多年的老朋友这算什么呢?何必当真。

不该发生的事在一对令人羡慕的朋友之间出现了,很让人遗憾。

因此,交友过热甚密,一则影响双方的工作、学习和家庭,再则会影响感情的持久。

交友应重在以心相交,来往有节。

陈颖把张怡看成比一日三餐还重要的朋友,两人同在一个合资公司做公关小姐,由于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交谈机会很少。但她们总能找到空闲时间聊上几句。

下班回到家,陈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张怡打电话,一聊起来能达到饭不吃、觉不睡的地步,两家的父母都表示反对。

星期天,陈颖总有理由把张怡叫出来,陪她去买菜、购物、逛公园。张怡每次也能勉强同意。陈颖可不在乎这些,每次都兴高采烈,不玩一整天是不回家的。

张怡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她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就偷偷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电脑。星期天,张怡刚背起书包要出门,陈颖打来电话要她陪自己去裁缝那里做衣服,张怡解释了大半天,陈颖才同意张怡去上电脑班。可是张怡赶到培训班,已迟到了15分钟,张怡心里好大的不痛快。

第二个星期天,陈颖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非逼着张怡一起去相看,张怡说:“不行,我得去学习。”陈颖怕张怡偷偷溜走,一大早就赶到张怡家死缠活磨,张怡没上成电脑班。最终张怡郑重声明,以后星期天要学习,不再参加陈颖的各种活动。

陈颖一如既往,满不在乎,她认为好朋友就应该天天在一起。有时星期天照样来找张怡,张怡为此躲到亲戚家去住。这下陈颖可不高兴了,她意识到张怡是有意疏远她。陈颖说:“我很伤心,她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可她一点也觉察不到。”

陈颖的错误在于,她没有觉察到朋友的感觉和想法,过密过热的交往几乎剥夺了张怡的自由,使张怡的心情烦躁,不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之后,陈颖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与张怡聚会少了,可是她惊奇地发现,她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厚了。

直率的人一般都待人热诚,所谓古道热肠;遇事正直,所谓胸怀坦荡。但为人处世要讲究方法。待人热诚当然是对的,但热情过度,往往造成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悖;因为太热情往往就过于主观,可能招致人家怨尤;因一时的热情而轻举妄动,或许还会铸成大错。

【原典】

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惟和气热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

【译释】

自然界的气候规律是,气候温暖就会催发万物生长,气候寒冷就会使万物萧条沉寂。所以一个人如果心气孤傲冷漠,只会受到同样冷漠的回报。只有那些充满生命热情而又乐于助人的人,他所得到的回报才会深厚,福祉也才会绵长久远。

热心助人,其福必厚

和善宽厚的人更有力量

对待别人应当像春天一样温暖,而不应当像秋风扫落叶那么无情。和气待人、予人帮助,给困难之人以援手,历来都是国人所尊崇的。待人热情,首先不孤独,乐于助人,显然能得到人们的帮助,渡过生活的难关。

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1823年出生于徽州绩溪。徽州多商,徽商遍布各地。受经商之风的影响,胡雪岩12岁那年,便告别寡母,只身去杭州信和钱庄当起了学徒。

开始时,胡雪岩和其他伙计一样在店里站柜台,后来东家和“大伙”都觉得这个小伙计顺眼,就派他出去收账。胡雪岩认真操办,从来不曾出过纰漏,深得东家赏识。

有一年夏天,胡雪岩在一家名叫“梅花碑”的茶店里跟一个叫王有龄的人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吏,打算北上“投供”加捐。

清代捐官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这样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改行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托亲拜友,凑一笔钱去捐个官做。

王有龄就属于后者,他的父亲是候补道,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事,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老病侵夺,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很大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投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又举目无亲,王有龄穷困潦倒,每天在茶馆里穷泡,消磨时光。虽然捐了官却无钱去“投供”。

在清代,捐官只是捐了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道,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更谈不上补缺了。

胡雪岩认定眼前这个落魄潦倒的王有龄必定会翻转过来,大富大贵,只是火候未到,还缺一位帮他的贵人罢了。胡雪岩年纪尚轻,二十出头,正处于多梦时代,他想象自己正是刚肠侠胆、救人于危难的豪爽之士,虽算不上“贵人”,但手里尚握重金——那500两未交给老板的银子,亦是助人成就大业的本钱。

王有龄却不知胡雪岩的心思,他心不在焉地呷口茶,冲胡雪岩拱拱手,然后起身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