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赏结果，文臣优于武将。那些功臣多为武将，对此颇为不服，其中尤其对萧何封侯地位最高、食邑最多，最为不满。于是，他们不约而同，找到刘邦对此提出质疑：“臣等披坚执锐，亲临战场，多则百余战，少则数十战，九死一生，才得受赏赐。而萧何并无汗马功劳，徒行文墨，安坐议论，为何还封赏最多？”
刘邦作了个形象的比喻，说：“诸位总知道打猎吧！追杀猎物，要靠猎狗，给狗下指示的是猎人。诸位攻城克敌，却与猎狗相似，萧何却能给猎狗发指示，正与猎人相当。更何况萧何是整个家族都跟我起兵，诸位跟从我的能有几个族人？所以我要重赏萧何，诸位不要再疑神疑鬼。”
众功臣私下的议论当然免不了，但毕竟与萧何无仇，对此事再不满也就算了。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边走边观望，只见一群人在宫内不远的水池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看去都是武将打扮，在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什么。刘邦好生奇怪，便把张良找来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这是要聚众谋反呢！”
刘邦一惊：“为何要谋反？”
张良却很平静：“陛下从一个布衣百姓起兵，与众将共取天下，现在所封的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和自家的亲族，所诛杀的是平生自己最恨的人，这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呢？今日不得受封，以后难免被杀，朝不保夕，患得患失，当然要头脑发热，聚众谋反了。”
刘邦紧张起来：“那怎么办呢？”
张良想了半晌，才提出一个问题：“陛下平日在众将中有没有造成过对谁最恨的印象呢？”
刘邦说：“我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他无故降魏，以后又自魏降赵，再自赵降张耳。张耳投我时，才收容了他。现在灭楚不久，我又不便无故杀他，想来实在可恨。”
张良一听，立即说：“好！立即把他封为侯，才可解除眼下的人心浮动。”
刘邦对张良是极端信任的，他对张良的话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他相信张良的话是有道理的。
几天后，刘邦在南宫设酒宴招待群臣。在宴席快散时，传出诏令：“封雍齿为什邡侯。”雍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信无疑真有其事后，才上前拜谢。雍齿封为侯，非同小可。那些未被封侯的将吏和雍齿一样高兴，一个个都喜出望外：“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事情真被张良言中了，矛盾也就这么化解了。
做人应当宽宏大量，不要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或缺点不放，那样，不但证明自己人品的卑劣，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狭隘的胸襟。能宽容待人，能容许人家犯错误，同样能造福于自己和别人，从而避免祸害。
天下最让人喜欢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他们总是按照良心法则去做人做事，从而能赢得人心。一个人能够赢得人心，就会在周围有一大批朋友。朋友是帮助你走向成功的资本。有德之人朋友遍天下，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碗饭吃。中国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这里所说的“靠”，不是依靠，而是大家靠在一起，不把自己孤立封闭。这样，才能风调雨顺，马到成功。有德之人具有极大的感应力与亲和力，根本无需去刻意寻找，自然就会有人来找你，来帮助你！
【原典】
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译释】
立身处世不能过分洁身自好，对于一些污言秽语、羞辱委屈要能适应容纳；与人相处不可把善恶分得太清，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习惯包容。
清浊并包，善恶兼容
持身不可太皎洁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容纳着缤纷多姿、形形色色的人，并且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有君子、有小人、有善良、有丑恶等。这种真实的存在和自然的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地正视和面对。正如性格研究专家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比喻而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教育状况、社会阅历及其自身性格等原因，所形成的差异是必然的。一个人如果要求与他交往的人都像天使一样纯洁、美丽，是极不现实的。句子中的“皎洁”，指洁白明亮。“茹纳得”，即容忍得下之意。茹，含也。范成大《相州》诗有“茹痛含辛说乱华”之语。
简要来讲，这段话的核心，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容不下一点污言秽语，也不要把善恶分得太清。水至清则无鱼。持身太洁，不讲包容，是很难与人相处的。
在生活的空间里，圣洁与污浊并存，善良与丑恶同在。要想做德才兼备、成就大事的真正君子，就必须有清浊并容的雅量和气度，宽宏大量，善于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取其长处，避其之短，不可对别人苛刻或有过高的要求。
宋太宗时期，宰相吕蒙正说过：“水若过清则鱼不留，人若过严则人心背。”
吕蒙正素以不与人计较而出名。他刚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后面指着他对别人说：“这小子也配当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大步走了过去。
其他官员为他深感不平，准备查出此人是谁，吕蒙正知道后，急忙阻止了他们。
散朝后，那些官员还是愤愤不满。吕蒙正却对他们说：“人无完人，他说我一些不好的话，也没什么，谁能保证自己就没过失呢？或许我的确有哪儿做得不好。再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一辈子都得耿耿于怀，多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查问了。况且，说这几句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呀。”人们都佩服他气量大。
可以说，持身不可太皎洁，是宜群合众；污辱垢秽要茹纳得，是谦恭适应；善恶贤愚要包容得，是雅量高风。只有宜群合众，才能和谐共处，只有谦恭适应，才能赢得尊敬，只有包容善恶，才能化解仇恨，这是修身的真经，也是立世的良方。如此，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美好。
【原典】
君子宜净拭冷眼，慎勿轻动刚肠。
【译释】
君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注意保持冷静态度细心观察，切忌随便表现自己耿直的性格，以免坏事。
冷眼观物，热诚有度
交友不要过热甚密
遇事坦诚直率当然没错，但要看对象能否接受。不能因为自己直率妨碍了别人，甚至破坏了友谊。
张明早就知道李强有大手大脚、不拘小节的毛病，张明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汉粗犷豪放的体现，甚至因此埋怨自己什么事都算计，节俭得有点对自己近乎苛刻。
因为照顾得病的父亲，张明通过李强调到了同一单位，两个好朋友一下子形影不离了，聊天、游泳、喝酒，出则成双，入则成对，李强也经常帮助张明照顾父亲。
不久，张明厌倦了这种生活，并开始讨厌李强粗犷豪放的性格。每次吃饭，李强都会要上满满的一桌菜，有时吃完饭，一抹嘴起身便走，留下张明“埋单”。一向节俭的张明劝了李强多少次，李强也不听。一次吃饭，上述情况再一次出现，这一次张明非常恼火，付完钱告诉李强，我有父亲需要照顾，以后吃饭不要叫我了！李强吃了一惊，也非常生气，多年的老朋友这算什么呢？何必当真。
不该发生的事在一对令人羡慕的朋友之间出现了，很让人遗憾。
因此，交友过热甚密，一则影响双方的工作、学习和家庭，再则会影响感情的持久。
交友应重在以心相交，来往有节。
陈颖把张怡看成比一日三餐还重要的朋友，两人同在一个合资公司做公关小姐，由于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交谈机会很少。但她们总能找到空闲时间聊上几句。
下班回到家，陈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张怡打电话，一聊起来能达到饭不吃、觉不睡的地步，两家的父母都表示反对。
星期天，陈颖总有理由把张怡叫出来，陪她去买菜、购物、逛公园。张怡每次也能勉强同意。陈颖可不在乎这些，每次都兴高采烈，不玩一整天是不回家的。
张怡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她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就偷偷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电脑。星期天，张怡刚背起书包要出门，陈颖打来电话要她陪自己去裁缝那里做衣服，张怡解释了大半天，陈颖才同意张怡去上电脑班。可是张怡赶到培训班，已迟到了15分钟，张怡心里好大的不痛快。
第二个星期天，陈颖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非逼着张怡一起去相看，张怡说：“不行，我得去学习。”陈颖怕张怡偷偷溜走，一大早就赶到张怡家死缠活磨，张怡没上成电脑班。最终张怡郑重声明，以后星期天要学习，不再参加陈颖的各种活动。
陈颖一如既往，满不在乎，她认为好朋友就应该天天在一起。有时星期天照样来找张怡，张怡为此躲到亲戚家去住。这下陈颖可不高兴了，她意识到张怡是有意疏远她。陈颖说：“我很伤心，她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可她一点也觉察不到。”
陈颖的错误在于，她没有觉察到朋友的感觉和想法，过密过热的交往几乎剥夺了张怡的自由，使张怡的心情烦躁，不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之后，陈颖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与张怡聚会少了，可是她惊奇地发现，她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厚了。
直率的人一般都待人热诚，所谓古道热肠；遇事正直，所谓胸怀坦荡。但为人处世要讲究方法。待人热诚当然是对的，但热情过度，往往造成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悖；因为太热情往往就过于主观，可能招致人家怨尤；因一时的热情而轻举妄动，或许还会铸成大错。
【原典】
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惟和气热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
【译释】
自然界的气候规律是，气候温暖就会催发万物生长，气候寒冷就会使万物萧条沉寂。所以一个人如果心气孤傲冷漠，只会受到同样冷漠的回报。只有那些充满生命热情而又乐于助人的人，他所得到的回报才会深厚，福祉也才会绵长久远。
热心助人，其福必厚
和善宽厚的人更有力量
对待别人应当像春天一样温暖，而不应当像秋风扫落叶那么无情。和气待人、予人帮助，给困难之人以援手，历来都是国人所尊崇的。待人热情，首先不孤独，乐于助人，显然能得到人们的帮助，渡过生活的难关。
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1823年出生于徽州绩溪。徽州多商，徽商遍布各地。受经商之风的影响，胡雪岩12岁那年，便告别寡母，只身去杭州信和钱庄当起了学徒。
开始时，胡雪岩和其他伙计一样在店里站柜台，后来东家和“大伙”都觉得这个小伙计顺眼，就派他出去收账。胡雪岩认真操办，从来不曾出过纰漏，深得东家赏识。
有一年夏天，胡雪岩在一家名叫“梅花碑”的茶店里跟一个叫王有龄的人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吏，打算北上“投供”加捐。
清代捐官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这样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改行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托亲拜友，凑一笔钱去捐个官做。
王有龄就属于后者，他的父亲是候补道，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事，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老病侵夺，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很大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投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又举目无亲，王有龄穷困潦倒，每天在茶馆里穷泡，消磨时光。虽然捐了官却无钱去“投供”。
在清代，捐官只是捐了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道，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更谈不上补缺了。
胡雪岩认定眼前这个落魄潦倒的王有龄必定会翻转过来，大富大贵，只是火候未到，还缺一位帮他的贵人罢了。胡雪岩年纪尚轻，二十出头，正处于多梦时代，他想象自己正是刚肠侠胆、救人于危难的豪爽之士，虽算不上“贵人”，但手里尚握重金——那500两未交给老板的银子，亦是助人成就大业的本钱。
王有龄却不知胡雪岩的心思，他心不在焉地呷口茶，冲胡雪岩拱拱手，然后起身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