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澄之死,他临事不慌,秘不发丧,很快控制了局面。观其隐秘陈元康之死而虚授中书令之职的做法,可见他有识人之明。高澄死后不到三天便果断前往晋阳先声夺人,真正控制高澄的全部武装力量,可见其善谋而能断。半年后,高洋于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五月代东魏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
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必须学会等待时机。儒家典型的原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因为自己眼下的处境地位不如意而丧志,不能因为时间的消磨而灰心。古往今来功成名就者,有少年英雄,也有大器晚成。不管怎样,急于露头角就难以成气候,急功近利不足成大事,急躁情绪持久便容易患得患失,容易失望悲观。只有守正而待时,善于抓住机会而又坚定志向,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原典】
草木才零落,便露萌颖于根底;时序虽凝寒,终回阳气于飞花。肃杀之中,生生之意常为主,即是可以见天地之心。
【译释】
花草树木刚刚枯萎时,已经在根底露出芽;季节虽是到了寒冬,终究会回到温暖和煦的飞花时节。在萧条的氛围中,却蕴含着主宰时势的无限生机,由此可见天地化育万物的本性。
零落露萌,凝寒回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太阳西去了,明天还会升起;花儿凋谢了,明年还会再开。大自然肃杀之中总存有生生不息之机。世间事物在不利时,也存在有利条件,《易经》中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李嘉诚起家于塑胶花事业。在塑胶花界拼杀几年之后,他就被视为行业大王。此时他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众人都以为他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李嘉诚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
1966年,香港的局势动荡不安,有钱人纷纷外逃,急于把物业抛售出去。香港地产有价无市,许多极其廉价的物业竟无人问津。富有远见的李嘉诚便乘机低价吸纳地盘物业。1968年以后,香港的局势趋稳,原先最为疲软的楼市复苏了。因此,地产也就以超常的速度开始发展。
李嘉诚所囤积在手中的“便宜货”顿时身价百倍,日攀月升。1958年的楼宇面积只是12万平方英尺,到1971年,已扩展到35万平方英尺。
淡出塑胶业,专营地产的李嘉诚,此时又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就在这一年,香港股市步入高潮,年底的恒生指数达到3414点的历史最低点。在1972年年初,另一个香港股票交易市场成立了。显然现在的公司上市,已经不像一会独霸时期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众多华资公司都在酝酿上市。李嘉诚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自己的谋略。
在李嘉诚看来,现代的商业机构愈来愈集团化、社会化。传统的独家经营与合伙经营,很难在投资浩大的地产业大有作为。而股份制公司的优点在以小博大,能吸纳社会零散资金聚集成财力雄厚的集团。李嘉诚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成功地迈出第一步,现在应该迈出第二步——踏进上市公司之列。
头脑冷静的李嘉诚丝毫也没有被眼前的成功所蒙蔽,他清楚地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缺点——股份公司的经营时时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公司的“自有性”随时都有丧失的危险。但是天生就喜欢挑战的李嘉诚,却决定要把它的缺点变成优点,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1972年,11月1日,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了。
上市之后25小时,李嘉诚的长实公司股票就上涨一倍多。又由于当时的恒生指数持续攀高,月增长达13%之多。因而,炒股的盈利远远高于地产。股市陷入了疯狂,小投资者上市炒股,连上市公司也纷纷大做炒手。地产与旺市的兴衰相互依存,股市旺,地产亦旺。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地产商弃地抛业,套取现金去炒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香港岛民都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
面对这种形势,李嘉诚的头脑异常冷静,在众人都疯狂时,他却大逆其道:暂离股市。运用大量的现金去购买别人低价抛售的地皮物业。
股市的火暴持续了没多久,之后股市一泻千里,市值暴跌七成。众多的公司市值大跌,有的人前夜还是公司的大老板,一觉醒来之后却穷得一无所有。还有的老板因欠下巨额股债跳楼自尽!而李嘉诚个人的实际资产却受损无几。他拥有大批地皮物业,并且趁地产低潮,继续低价收购物业。从此,在地产界没有多大名气的李嘉诚,由于闯出了一片天地,渐渐引起世人的瞩目。
从1973年开始,李嘉诚频频抛出大手笔,先是发行新股并用现金收购中汇商业大厦,然后又宣布在加拿大上市,把长实推向国际市场。到1976年其资产净值近六亿港币。
草木枯荣、冬夏交替都是大自然机理所在,花开花谢、风暖风寒也是人间常理。萧条之中,生机盎然,零落之后,生机茂盛,其中无限奥妙。生意场上也是如此,高价与低价交替,“便宜货”的后面就是“身价倍增”。所以高明的人不为表象所惑,而深入事物内部,看清事物内涵的精神。
【原典】
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身虽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
【译释】
波涛滚滚,巨浪滔天,坐在船上的人不知道害怕,而在船外的人却感到十分恐惧;席间有人猖狂谩骂,席中的人不知道警惕,而席外的人却感到震惊。所以有德行的君子即使身陷事中,也要将心灵超然于事外才能保持清醒。
身在局中,心在局外
超然于事外,超脱于尘世
人处于事中,不仅易迷,且往往被其势所左右,变得激情磅礴,不能理智思考和冷静处之。故处事应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意外得到了一只漂亮活泼的小鹞(即雀鹰,可帮助打猎),喜出望外,戏逗入迷。忽见魏征进来奏事,怕魏征责怪自己玩物丧志,忙将鹞子藏到怀里。魏征佯作没看见,却故意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等魏征退下,唐太宗才敢取出鹞子,可它早已被闷死了。又有一次魏征出外办事,回来后对李世民说:“听说陛下要外出巡幸,浩大的装备都已布置妥当,怎么迟迟不动身呀?”唐太宗笑着说:“前阵子有些打算,想到卿必定要来劝谏阻止的,所以干脆在卿谏阻前打消了念头。”……魏征是贞观年间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谏官,在短短的几年里,魏所陈谏的事情多达二百余件,且多被采用,深得唐太宗的赞赏。
魏征虽然有名,但当时敢于直言忠谏且劝谏有功的大臣绝非只有魏征一人。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家大事,谏诤蔚然成风。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特异光彩,也是唐初“贞观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像王珪、刘洎、房玄龄、褚遂良、杜如晦……甚至包括长孙皇后,都是敢于忠言犯颜且卓有成效的进谏者。
王珪被荣封为侍中,便奉诏入谢。见有一美女侍立在李世民身旁。王珪觉得面熟,便故意盯着美女看。李世民只好向他说明:“这是庐江王李缓的姬人。李缓听说她长得漂亮,就杀了她的丈夫而娶了她。”王珪听后故意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李世民答:“杀人而后抢人妻子,是非已很清楚,何必要问?”王珪说:“臣听说齐桓公曾经向郭国遗老询问郭国败亡之因,遗老说是因为善的不用而恶的不除。今陛下纳庐江王侍姬,臣还以为圣上要肯定李缓的做法,否则便是想自蹈覆辙了。”李世民一惊,接着说道:“不是卿来提醒,朕差点要怙恶不悛,坚持错误了。”等王珪一离去,李世民即把美女打发走了。
贞观六年3月,一次罢朝后,唐太宗大声怒骂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田舍翁是谁。唐太宗道:“就是魏征!他多次在我身边絮叨,还常在大廷上屈辱朕躬,必杀了他,才泄朕心头之恨!”长孙皇后听后大吃一惊,随后赶快退下。一会儿,她正儿八经地换上了上朝司礼用的严整朝服,向唐太宗拜贺道:“妾听说君主清明,臣下才会忠直。当朝既有魏征这样的忠直之臣,便可以想见陛下当政无比圣明了。”唐太宗听后,立即转怒为喜了。
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一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实在是举不胜举。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不乏直言切谏之人。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单单在贞观年间出现如此令人惊喜的开明局面呢?”这不能不归功于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采言纳谏”之计了。魏征说得好:“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如果陛下本是个不愿采言纳谏的君主,下臣们哪里敢触犯忌讳,以卵击石呢?”唐太宗非常欣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理。有一次,他把生平所得而珍藏的数十张“良弓”送给工匠验看。不料工匠看后却说,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统统不是良弓。于是唐太宗感叹说:“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既然人无完人,就只能依靠“采言纳谏”来弥补。他对大臣们说:“朕高高居于皇位,无法看清天下的各种细节。卿等分布各处,应该力求像朕之耳目一样,帮助朕增长见识。”
唐太宗既深知不“采言纳谏”,必使自己愚昧固执,使国家昏暗衰败,因而千方百计要使“采言纳谏”之计得以切实施行。因此,他竭力鼓励极言规谏。早在他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民各上封事”,广泛提出治国意见与建议。登基后,为打消臣下进言的顾虑,力求使自己和颜悦色,诚恳和气,并多次表示,既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从制度上来促进广开言路、“采言纳谏”的施行。他沿袭了隋朝三省六部制,同时他又让一些职位稍低的官员以“参与朝政”的名义,加入最高决策层。特别规定重要政务都须经过各部门商量,经宰相筹划,认为切实可行时,再向他申报。如果诏书有不稳妥之处,任何人都必须扣住,不准顺旨便立即施行。而应恪尽臣下上谏之责。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对谏官的选择,并敢把杰出的谏官一步到位提到宰相的位置。
一个人做事就怕沉迷于事中却不自知,这样可能会把谬误当真理,把错误当正确。而要超然于事外,超脱于尘世,除了要有自身的高尚修养与较好素质,还要学会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多了解实际情况,所谓当局迷而旁观者清,偏信暗兼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