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红颜董竹君：中国的“阿信”
20世纪80年代，一部日本电视剧风靡全国，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其名为《阿信的故事》，电视剧改编自桥田寿贺子的同名小说。女主角阿信出身寒微，命运坎坷，年轻时饥寒交迫，曾沦为陪酒女，却又不甘命运的捉弄，起而创业，生活刚有起色，却又横遭悲剧，儿子死于战争，丈夫自杀，好不容易打下的基业却又在一夜之间崩溃，她只能从头开始，最终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然而帝国未持续许久便又烟消云散，但她却又在八十岁重新出山，意图力挽狂澜。
她的这一辈子，好像是所有不幸与幸运的集合体，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她都从未曾放弃过，反而迎面所有的苦难，试图战胜它们。她的不幸、她的坚忍、她的不屈不挠、她的乐观向上，都深深地感动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即使到了今天，阿信的一生也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内心。
而在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也有一个“阿信”。她的人生境遇与阿信极为相似，同样的出身寒微，同样的多灾多难，同样的坚忍，同样的乐观。她跟阿信一样，让全天下的女子都可以自豪地宣称：她们不输给任何一个男子。
她就是“都督夫人”、锦江饭店的创立者——董竹君。
（一）
董竹君有一句名言：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被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她有着一种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性格。而她的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人生经历。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对她的家庭而言，尤其如此。她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出去跑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擅长的是家务活和不停地抱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这一家的生活状态，有钱时就可以活得稍微轻松一些，没钱时就要叫苦连天。无论父母多么勤奋，家里都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董竹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里。
平凡的家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她的父母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她送进了私塾读书，还告诉她，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她读书。父母无疑是爱着她的，希望读书能改变命运，希望她能过上至少比自己要好的生活。她虽然没有享受到很好的物质生活，但父母的爱弥补了这一切。无论再穷再苦，只要有父母在身边，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只是，不幸很快就袭击了这个家庭，并一次次地将它卷入空中，试图将之摔得粉碎。勤于养家的父亲病倒了，是肺痨，也就是肺结核，这病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病来如山倒，这座山毁了这个原本平凡的一家，几乎将他们压得粉碎。为给父亲治病，母亲只得去给人帮佣，得来的钱全都要给父亲买药。但是那一点点钱对父亲的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母亲几乎绝望。
董竹君虽长在贫寒之家，却长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被人呼为“小西施”。看着青春貌美的女儿，再看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丈夫，母亲跟父亲商量，两人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把女儿抵押给了妓院做清倌人，换回了300大洋。董竹君从此掉入魔窟。
虽说是清倌人，名义上卖艺不卖身。但一入青楼，身不由己，哪里轮得到她自己做主。她现在年纪尚幼，无人问津，但想来被逼卖身也是早晚的事，老鸨哪能白花300大洋，自然要赚的盆满钵满。父母临走时跟她说，等赚到了钱就来赎她。她也只能无奈地等下去了，至少，还有希望。
妓院里的世界好像跟外边的世界是隔绝的，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无论外边发生了什么，这里依旧是歌舞升平。武昌起义、民国成立、皇帝退位、总统即位，城头变幻大王旗，龙旗变成了五色旗，孙大总统也换成了袁大总统，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几无宁日，局势艰危，一直如是。但这些都跟董竹君无关，她仍旧生活在妓院，面对的是不变的人，不变的自己，不变的世界。唯一有所改变的，或许就是她对父母的期望渐渐少了。
曾经有个善良的人告诉她，别指望父母会来救自己，更别指望老鸨会放你走，来了这里，不赚钱赚到死是不可能的，只能自求多福，将来能有个好男人看上，或许还能轻松一阵。初听时，她觉得甚是刺耳，细想之下，却发现果然如此。在妓院看得多了、见得广了，耳濡目染之下，对身处的这个世界她也总算是看透了：无非是人间地狱罢了，只有一时的欢愉，过后唯有悔恨。
她已经感觉到了种种视线，贪婪的、猥亵的、嫉妒的、嘲笑的。她甚至想，老鸨已经开始计算自己能为她赚来多少钱了吧。她愈加觉得时间的紧迫，她知道，若自己仍不知反抗，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悲苦。但是，要如何做，要去哪里，她却没有一点方向。
偶然正因其为偶然才会如此美好。人生在世，种种偶然，擅自出现，擅自消失，所以可以体味别样人生，所以可以经历别样故事。譬若缘分，譬若爱情。她跟他的相遇亦是如此。
妓院自来藏污纳垢，亦是秘密集会、筹谋划策所在，无它原因，只因其最重隐私，于此间商议大事，便可免为人所窥探之虞。袁世凯倒行逆施，国内自有人不忿其行，筹谋反之。所以多有反袁分子聚集在妓院，名为寻欢，实为集会。
他亦在其列。
那时的他，已非白丁之身，早已海内闻名。他曾留学海外，跟随孙中山先生，辛亥之时，他回四川策动、领导革命，建立蜀军政府，实现重庆独立，自任副都督，又任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实为辛亥元勋。而彼时，他年仅24岁。他就是夏之时。
她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正值他失意之时。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将他骗到北京，解除了他的兵权，还派人严密监视，以防不测。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参加的革命变成了这副样子，他的心里不是滋味。等到中山先生号召反袁，他便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准备与中山先生一道战斗。他开始参与一些反袁分子的活动，为避开监视，只有装成嫖客，跑到妓院集会。就在那里，遇上了她。
（二）
在她眼里，夏之时是与众不同的。那些常来妓院的人，总是一副色眼，上下打量，好似饿狼见到鲜肉。而夏之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苟言笑的，总是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每次他来，她总是禁不住多看他几眼。
在他眼里，董竹君亦是与众不同。跟妓院里其他女人相比，她显得那么的鹤立鸡群。这大概也是她读过两年书的缘故，谈吐与普通女子自然不同。每次看到她，他也总是禁不住与她说话。
董竹君在妓院这个地方，看尽了人情的冷暖，这个把钱看得高于一切的地方，对她来说，简直如冰窟一般。所以当夏之时亲切地与她说话，还询问她的家事的时候，她感到了一丝温暖拂过心头，她开始相信实际上还有关心她的人。
她喜欢他，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走，想跟他过一辈子。不过，这也只是她心里想想罢了，她从未说出口。她很害怕，害怕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答案，那样自己就会真的绝望了。她想，他们的身份亦是不符的，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白眼，另一个却是海内知名的革命元勋、青年俊杰。就像一个是麻雀，一个是凤凰，怎么可能在同一棵树上栖息呢？她也只能怀抱着似乎无望的希望，来麻醉日益疲惫的自己罢了。私心里，她是那么的想扑入他的怀中，寻求他的保护啊，但是，自己终究只是一个胆小鬼，连说出口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时局已到了危急关头，对他们两人都是。董竹君知道老鸨总有一天会逼她卖身，她万般无奈。夏之时此时正在上海策划反袁起义，随时准备举义。
董竹君在那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他，把自己的全部，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担忧全部告诉了他。然后，战战兢兢又满怀希望地看着他。夏之时沉思片刻，便对她说，我来帮你出去，然后我们两个结婚。
结婚！她顿时愣住了，她竟然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对自己说的。她怀疑这是梦幻，是骗局，但是，这是确确实实的，是发自他真心的一句话，这话里没有一丝虚假。她看着他，看着这个被称为“夏爷”的男人，此时此刻，他已成为了自己的神明，除了眼泪，她想不出用其他什么来回答他了，但是这泪水，滴滴都写着“我愿意”三个字。
上海的反袁起义失败后，夏之时要逃往东京，临走前来找她，说要带她走。他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自己的身份与作为早晚会害了她。所以他要带她走，至少要保护她不受伤害。
她知道他要踏上流亡的路途了，如果跟他走，自己的下半生说不定就要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说不定连一天安生的日子都无法拥有，说不定会与他一起共赴黄泉。明知如此，她还是跟他走了，她不在乎那种种的“说不定”，她只在乎能够跟他在一起。就算是地狱，只要他在自己身边，她也会微笑着一同前往。虽然她以前从未经历过，但是，这，大概就是爱情吧。
到了日本，他们就结婚了。穿上西式礼服，照了一张结婚照。照片里，夏之时仍旧是英俊潇洒，不改豪杰之气，而董竹君似乎有点紧张，似乎刻意与他保持了距离。
新婚夫妻，自然是浓情蜜意，夏之时还给原先没有名字的她起了“竹君”这个名字，希望她能像竹子那样高洁。
不过夏之时终究是做大事的，结婚不久，他就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跟随孙中山先生开始二次革命。与此同时，他把她送到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书，在这里接受了现代教育的董竹君第一次获得了自由思考的权利，她也终于得以有机会思考自己的人生。
她的性格脾气颇为倔强直率，而他的倔强直率也是不输于她。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虽说开始会有一点幸福的感觉，但很快就会发现，对方反而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在两人结婚之前，就有人相劝，说什么他们两人性格不合，早晚会分手。但当时的两人只顾相爱，哪里顾得上这些。
婚后，矛盾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仅仅因为性格，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夏之时出身地主家庭，虽说参加革命，但是脑子里还是有着封建残毒，大男子主义、家长式作风，粗暴、专制，这些也就成为了刚接受完现代教育的董竹君反抗的焦点。
他要回国领导起义，临行之际，竟将一把枪交予她，叮嘱道：若遇危险，可以此防身；若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此自杀。听到这一句话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夫权的恐怖。不仅如此，放心不下的他，居然还把远在上海读书的四弟叫到日本，名为伴二嫂读书，实则监视。这让她的心里很是不舒服，但是他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她也就隐忍不发，不了了之。
他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高潮。她的学业也进展得颇为顺利，毕业后，甚至还自学法语，准备赴法国留学。但是这很明显超过了他的忍耐极限，遂修书一封，催她尽快回四川。她无法，只得放弃留学，收拾行装，带着女儿，回到了四川的夏家。
（三）
夏家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封闭、落后、守旧、固执，来到夏家生活的她感到十分不适，这里的空气让她感到窒息。
早在认识她的时候，他就告诉过她，自己已经娶妻，不过原配身体不好。到了这里，她并未受到刁难，婆婆、大夫人都待她很好。但是，她并未感到幸福。在这个大家庭里，处处都有搬弄是非的人，处处都是钩心斗角的事，这让她进一步认清了地主家庭的荒唐与无知。她意识到，如果自己再待在这里，那么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件可悲的牺牲品。她是一个人，她要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这一想法与夏之时是根本相悖的。他绝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女人抛头露面，去追求什么自由。即使他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牺牲生命，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去接触自由的一角。这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不过这时的他显然已无法拥有对她的绝对掌控了。她的脾气也是异常暴躁，与他有的一拼，甚至还过于。有时在家里，他连吵架也超不过她，只得任由她放手去做。而他的事业也走了下坡路。四川爆发军阀混战，他有感于时事多变，且革命早已变质，不愿同流合污，遂辞职经商。日益苦闷的他居然还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在这种情况下，再指责她，他自己也没有底气。
她相继创立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当然是夏家出的资。但她经营有方，还算挣了点儿小钱。
事业与爱情常常不能兼得，两者必择其一，很少有人能兼此二者，对她来说亦然。事业获得起步的她家庭生活却变得一团糟，主要是跟丈夫夏之时的关系越来越僵。夏之时本来就对女人抛头露面做生意不满，再加上自己事业失败，在不满外又加了一层嫉妒。他常跟朋友抱怨，说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朋友的老婆在外边再凶，到了家里也得乖乖听话，而他的老婆在里在外都是一把手，他根本说了不算，也吵不过她。如此种种，怨言颇多，夫妻裂痕，渐渐扩大。
她愈益觉得夏家的气氛难以忍受，尤其是丈夫反对自己的态度，让自己伤心不已。所以，她决定离开这个家，然后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当时夏之时尚在上海养病，她遂带着孩子和她的父母到了上海。都督夫人离家出走，这件大新闻自然上了报纸，夏之时看到后更是气得浑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