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辽东战场，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以咄咄逼人之势，攻城略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风云激荡之际，堪称中流砥柱者，非袁崇焕莫属。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天启六年（1626）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势下，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题写血书，激励士兵拼死抵抗。他指挥唐通判用红夷大炮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迫使敌军狼狈败退。宁远之战使得他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袁）崇焕始。”
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宁远城下败北，忿忿而归，不久就病死沈阳。之后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再次挫败皇太极，天启皇帝朱由校欣喜若狂，在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一旦挫其狂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之势，力挫敌人狂锋的大将，竟然遭到专擅朝政的魏忠贤的忌恨，唆使党羽诬陷，迫使他辞官而去。
崇祯皇帝即位以后，为了扭转辽东的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使兼兵部添注左侍郎，主持兵部常务的左侍郎吕纯如请求皇帝重用袁崇焕，他的评价独具只眼，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不怕死”是赞誉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不爱钱”是赞誉他廉洁奉公，“曾经打过”是赞誉他打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种品格，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十分难得，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他莫属。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的头衔，督师蓟辽登莱天津，把北京、辽东、山东军务全权委托给他。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皇帝朱由检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振奋人心的方略。袁崇焕对于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为了表示知恩图报，不假思索地提出了“五年复辽”的方略：倘若皇上能够给我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五年之内就可以平定辽东外患，收复辽东失地。听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仅朱由检高兴，在场的大臣们莫不欢欣鼓舞，以为袁崇焕肝胆照人，魄力非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却显得相当冷静，乘皇帝退入便殿休息之机，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复辽”的可行性。袁崇焕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他的计划，而是轻描淡写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意思是姑妄言之，安慰一下皇帝而已。许誉卿听了大吃一惊，悄声提醒：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随口承诺，到时候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袁崇焕自知失言，待会议继续进行时，急忙对“五年复辽”加以解释，提出许多前提条件，例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朱由检迫切希望“五年复辽”得以实现，马上交代户部、工部、兵部、吏部一一照办。
袁崇焕为了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又提出言官舆论问题：“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听得专注，不由得站了起来，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随即赏赐他尚方宝剑，嘱咐道：“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
朱由检刻意营求中兴之治，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袁崇焕看透了他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用“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来“聊慰上意”，铸成大错。根据当时辽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奢谈“五年复辽”，犹如梦呓。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终于酿成了日后的悲剧。清初学者张岱为袁崇焕写传记，把他的性格弱点和悲剧遭遇联系起来：
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话说得似乎有点刻薄，却切中要害，颇堪回味。
一年后，监察御史毛羽健冷静回顾此事，指出：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壮语，并非胸有成竹，而是目无全牛，恐怕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只得猝然以对。事实确实如此。在御前会议两天后，他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他的平辽方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另一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这一战略方针强调的是，固守、征战、和谈（即所谓“款”）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谈，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诺言是背道而驰的，不免陷入了自己制造的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
袁崇焕犯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之后，承诺：“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宝剑）以谢尔。”并且再一次向皇帝立下军令状：“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
毛文龙被杀，为后金（清）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满洲与蒙古骑兵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的防线，绕道辽西，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关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直逼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离北京城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这就是“己巳之变”。
袁崇焕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由蓟镇总兵调任山海关总兵，熟悉蓟镇防务，但仓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阵亡，全军覆没，形势顿趋严峻。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重兵进关增援，集中兵力防御北京外围。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对袁崇焕过分收缩于京都外围的消极防御部署，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但已经无济于事，袁崇焕的部署已成定局。
袁崇焕的另一个错着是，当他得知敌军已经越过蓟州向京城进发时，居然率领军队在后面跟蹑。理应在前面阻截，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军接连攻陷京城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城。他一错再错，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不顾将领们反对，悍然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
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确保京城安全。现在舍弃上策，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此举引来了居住在京城郊外的达官贵人的不满，纷纷向皇帝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后金军劫掠焚烧民居，不敢抗击，致使城外许多庄园别墅被蹂躏殆尽。